漏泽园是宋代广泛推行的官办公墓。以铭砖为主的漏泽园考古材料,上世纪以来时有所见,学者对此已有零星研究,但不太全面系统,许多相关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或深入下去。针对此种状况,本文希望对目前所见的宋代漏泽园考古材料作一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尽可能地解决相关各种问题,并为将来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一个基础。　　 研究的方法应根据对象的特点进行适当选择。漏泽园墓葬本身极为简陋,墓坑面积很小,通常一米多见方,除铭砖和陶制葬具外,几无其它随葬物。另一方面,漏泽园墓葬的数量却相对较多。陕州漏泽园遗址一地,即发掘墓葬八百余座,出土墓砖二百余块,尚有千余墓未发掘。此外,各地还有众多零星发掘的墓葬和传世的铭砖。鉴于上述特点,只有将各处众多已发现的漏泽园考古材料集中起来,通过比较、统计等方法,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多角度地进行综合研究,方能得到足够的成果。孤立地进行研究,所获必然有限。遵循这样的途径,本文在如下几方面取得了一些较有价值的结果:　　 一、研究基础的建立:　　 (1)最大限度地收集了目前可见的漏泽园考古资料,包括三门峡市陕州漏泽园大型遗址发掘材料和全国范围内其他20多个点上发现的一百多块纪年铭砖(出土地点清楚和砖铭著记明确者共9省市),以及大量有关漏泽园的文献资料,并作了必要的考释校订。　　 (2)对二十世纪初至今约百年间漏泽园考古材料的发现和研究历史作了系统的清理和总结,以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为界,将漏泽园遗迹的研究分为①漏泽园遗迹性质的探索时期,②漏泽园遗迹性质的确定和研究时期。80至90年代三门峡市漏泽园大型墓葬遗址的发掘和90年代末《北宋陕州漏泽园》大型发掘报告的出版,具有重大的意义,填补了漏泽园考古研究的许多空白。　　 二、通过对漏泽园考古材料的直接研究,有如下一些发现:　　 (1)漏泽园墓葬没有固定的葬式,葬具基本为陶制,或者没有,与文献记载的律令条文规定不合,所谓不同的“葬式”,只是方便行事而已,最初设计短身鼓腹型陶罐是用于盛骨灰和检骨,长身直腹型陶缸则用于盛全尸。墓主的不同姿态乃是保持入葬时的人体姿式所致,不属于风俗性质的葬仪。　　 (2)入葬者的基本为社会下层人员,具体身份则复杂多样,军人身份者所占比重最大,超过半数以上,表明宋代漏泽园的军用性质似乎较大,文献中亦有军队专用漏泽园的记载。　　 (3)入葬的手续和经办人也较复杂,并根据死者的身份和来源而略有不同。　　 (4)铭砖是漏泽园墓葬材料中最具研究价值者,通常记有编号、墓主的身份、死因和来源、收葬的程序和时间等内容。设置铭砖的目的是便于管理和核查及死者家属识认迁葬。漏泽园铭砖与传统意义上借以炫耀家世尊荣的“富人的墓志”完全不同,而是具有档案性质的材料。学界称之为“墓志”是不恰当的。　　 (5)按规定之标准,每墓应有铭砖两块,一置于墓内,一置于墓外,但实际情况则较复杂,无砖的情况居多,多砖的情况亦有所见,应为对标准执行力度不同所致。　　 (6)各地发现的砖铭编号方式有多种不同类型,实际上可归纳为两类:一为千字文编号(Ⅰ型),一为数字编号(Ⅱ型)。就陕州漏泽园而言,两类编号同时使用,其性质作用应有不同,千字文编号似为墓位的固定编号,规划建园之初即已事先编定；数字编号砖数量较少,大多为墓坑外采集所得而不出在墓坑内,具有后置的特征,数字编号似为实葬墓的编号,反映实际葬人之序数。南宋时则出现将两类编号共刻于一砖的情形。推测大型墓园应同时使用两类编号,即多数Ⅰ型编号与少数Ⅱ型编号相结合的混合形式,以便管理核查:小型墓园则采用Ⅰ型编号(多数)或采用Ⅱ型编号(少数)的单一形式。　　 (7)陕州漏泽园的纪时砖铭大部分只记月日而不纪年,纪年铭砖仅21块,编号多为数字编号,大多刻于年末或年初,用以限定前后墓葬之年代,具有时间坐标的作用。推测大型墓园应使用少量纪年砖与大量只记月日砖相结合的纪时方式,小型墓园则全部铭砖都记年份。　　 三、以考古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从更为广泛的角度上对宋代漏泽园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1)漏泽园制度的形成有一过程,应当是“萌始于元丰、形成于崇宁”。铭砖的出现是管理规范化的体现,是漏泽园制度正式形成的标志。没有发现早于崇宁三年的铭砖,表明文献中漏泽园制度形成于崇宁年间的看法是合理的。　　 (2)北宋漏泽园制度的推行并不顺利。根据时间变化特征,北宋漏泽园遗迹材料可分为四个时期:崇宁三年(1104)至大观三年(1109)为兴盛期；大观三年(1109)至政和二年(1112)为低落期；政和三年(1113)至政和八年(1118)为复兴期；重和元年(1119)至宣和七年(1125)为衰落期。这大体反映了北宋漏泽园制度的推行的四个曲折阶段,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　　 (3)北宋时期南方地区的漏泽园考古材料发现极少,远不如北方地区,并非当时南方地区推行制度不力,建置数量过少的原因,而是南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地区人口增加、人均土地面积缩小,耕地开发不断扩展,漏泽园遗迹不断遭到破坏等现象的反映。　　 (4)漏泽园、居养院和安济坊乃宋代三大官办慈善机构,关于居养院和安济坊的实物材料极为少见,但通过漏泽园铭砖材料及相关文献,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安济坊和居养院的一些细节。例如,砖铭材料反映出,军人士兵与安济坊和居养院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不相同的,军人士兵重病送安济坊治疗,死后从安济坊送往漏泽园葬埋,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其他一般平民,却没有见到有军人士兵死者从居养院送往漏泽园葬埋的例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军人经济上一切由政府负责,生前不入居养院所致。　　 (5)漏泽园制度是公墓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化,其历史渊源和形成原因应当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历代的公墓制度、宋代特殊的兵制、寺院的慈善制度以及熙丰变法的政治背景等因素的影响非常大。本文重点探讨了漏泽园制度与宋代兵制及熙丰变法运动的关系。它之所以产生在宋代,与宋代的特殊兵制有关；它之所以产生在北宋末年,是北宋中叶以来变法运动影响的结果。在神宗熙丰变法大潮中制订的常平钱制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漏泽园制度的推行在经济方面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基础,而漏泽园这一公墓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本身也就是北宋熙丰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神宗开封城大修工程造成大量士兵役工死亡,是陈向在开封府创建官办公墓新模式的直接诱因。　　 (6)南宋时期国力相对衰弱,疆土面积减少,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漏泽园制度的恢复和推行远不及北宋末年广泛充分。受条件限制,南宋时期实行多元化的公墓制度,漏泽园与义冢、义阡并行,允许焚尸和寺院寄存尸体,用新的多元化公墓制取代北宋较单一的漏泽园公墓制。就漏泽园制度而言和北宋时期相比有明显不同,一方面是漏泽园受义阡制影响而内容大大简化,最突出的是取消了“墓上立峰记识”的内容,每墓两块铭砖减少为一块,放入墓中的一块也是用过去不同时代的残破旧砖刻字。今后的研究中,应当注意发现收集如“鹊柱牌”之类的有关南宋义阡制遗迹材料。　　 (7)对宋代漏泽园制度的评价总体而言是利远大于弊。北宋的漏泽园管理办法有许多可取之处,如严格限制墓葬占地面积之类的规定,直到今天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但排斥火葬和其他形式的公墓,奉行太过,导致政府开支失掉平衡,也存在不少弊端,最终难以为继。南宋在继续实行漏泽园制的同时,变北宋单一化的漏泽园公墓制为多元化公墓制,更为完善合理,相对来说是一种进步。　　 (8)宋代漏泽园制度对后世的公墓制度尤其是明代有深远的历史影响。明初实行义阡、义冢制,到中叶天顺年间又明令地方政府同时实行漏泽园制度,这种漏泽园制度虽然在管理办法内容方面和两宋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但除名称相同之外,由地方政府官地官办常设,仍然保存了宋代漏泽园制度的某些特点。明代的漏泽园与义阡、义冢并行,是直接继承了南宋的多元化公墓制度,可以说是宋代漏泽园制度发展的余波。　　 因时间和资料所限,本文上存在众多的局限和问题有待解决和进一步探讨:　　 由于像陕州园这样大规模科学发掘材料不多,能够见到的材料有限,理论上说,统计所得出的只能是近似的结果,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尚有待新的材料进一步证实。　　 主要根据发掘出土和金石学著录的纪年铭砖统计的年代分布加上可以利用的少数大型遗址发掘资料作出的分期,只是一个初步的框架,有待进一步精确化。　　 关于漏泽园的性质和类型,是以军用为主还是民用为主?尚有待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