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据探究的空间,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妇女史而言,其价值更是不言而喻。其中,唐代更是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墓志史料,养姬蓄妾,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姬妾侍也由此或详或略地得以广泛记载。本文赖以研究的姬妾侍墓志史料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其中,姬妾侍志主墓志是记载姬侍、别室、侍巾栉者、外室内容最为详实的,主要涉及姬妾侍的出身、品貌、才德、家庭生活、生育、丧葬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附载姬妾侍事迹墓志,即附载在男性志主或其他类型的女性志主的姬妾侍资料,其所载内容相比较为简略,但数量较为可观。中古存在着严格的良贱等级制度,唐代婚姻更是重视门第,礼法主张良贱不婚。然而据墓志资料显示,唐代姬妾侍的出身是较为复杂的,大体分为两大类,分别为出身于良人身份的庶民、仕宦、宫人;出身于贱民身份的婢女、妓女。这打破了良贱等级界限,且其出身总体上和相对来说都是较为卑微的。此外,唯美外貌、理想才智、理想德行还是唐人对姬妾侍的主流审美标准与取向。以男性利益为出发点,为男性服务则是唐代对姬妾侍公认的、普遍的角色期望。无论是出身还是审美,这些无疑对姬妾侍在夫家的地位与处境均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唐代姬妾侍的人际关系是反映她们生活处境的另一面镜子,姬妾侍因其“妻子”、媳妇、母亲、女儿等身份及所处人生阶段不同,她们的生活处境呈现出很大的弹性空间。其中,作为“妻子”,姬妾侍对丈夫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其生存境遇主要依靠丈夫的喜爱程度。但是姬妾侍依然可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丈夫的宠爱与信任,积极改善自身生活境遇。在与夫族其他成员的关系中,则主要体现在对待舅姑孝顺,对主妻甚至嫡子恭敬的言行上。但作为生母,她们依然可以享受到所生子女对母亲应有的礼遇。作为女儿,在与本家的关系中,并不全然是自然缺失的状态,也有诸如书信往来、归宁、丧葬等方面的互动,这也有利于为姬妾侍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而主妻由于在先天条件和后天条件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有无主妻对姬妾侍的境遇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姬妾侍也可凭借夫爱和生育等对主妻的境遇产生影响。此外,别宅妇的境遇则有其特别之处。本文以唐代姬妾侍为对象,系统结合墓志资料,分析她们的出身、审美取向与角色期望、社会关系,以期发现她们的历史、发出女性的声音。这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有助于冲破传统的女性刻板印象,对于重构社会性别体系无疑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