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伴随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运动，在西方国家诞生了一门新兴社会学科——环境社会学。该学科将自然的、物理的、化学的环境及其与人类生活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问题纳入研究视域，并逐渐发展出人类生态学、政治经济学、风险社会理论等一些独具特色的理论范式。生态现代化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凭借其紧密围绕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深入探索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日益凸显出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其“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双重品质，引发社会各界对“经济发展势必给生态环境带来消极影响”观点的再认识和再思考，从而为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绿色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力量。　　生态现代化是环境社会学学科致力解决发展问题的一种积极尝试和表现。与其他理论不同，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取向在对待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以及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方面是积极和正向的。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基调在于经济资本的增长、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态可持续具有潜在的协调一致性，这些因素无一例外地会成为环境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该理论相信，尽管生态退化、环境破坏的现象和问题屡屡发生，并有逐步加深的迹象，然而通过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高科技手段的应用、社会政策制度的建设等多种途径是可以继续推进现代化向前发展的。而以往那些“技术致害环境”、“工业化、城市化必然带来环境危机”、“环境状况不可能好转”的固化思维应该随着经济产业和社会结构布局的生态化过程的演进而打破。生态现代化的这种理论观点得到许多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支持和肯定，并进而成为这些国家和社会迈向环境友好的指导思想。然而，作为区别于从前狭隘、短视的发展观，旨在建构一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的生态现代化虽然表现出了可资利用的理论价值，但是其固有的理论局限性是难以被遮盖和忽视的。　　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洞见也许更多、更复杂。如从理论意涵的角度来讲，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概念并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解释图景，不同的学者因秉持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意图，而对生态现代化有不同的所指;从伦理的角度来讲，生态现代化理论尚未超出“人类中心主义”范式所形成的界域，虽然强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性，但是它并没有试图改变自然所扮演的依附性角色，而是更加突出生态保护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从变革性角度讲，生态现代化只是安守于现代化过程的内部，它所重新确认的技术和市场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绿色变革，特别是环境运动的必要性，弱化了环境主义价值;从实质有效性角度来讲，生态现代化理论并没有办法保证，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社会可以在没有激烈结构变迁的情况下应对各种产业领域的环境挑战，它所宣称的制度改善是否真的带来了生态改善，工业产业领域的生产和消费是否真的发生了较高程度的生态转型等一系列问题都还尚未得到应证。　　实际上，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探索和反思更来自于实践。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接纳程度、实践程度都是迥然相异的。特别是对于那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其理论实践的条件比起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相当不成熟。相对封闭的政治制度、不完备的法制体系、恶行运行的非营利组织、复杂的文化价值等等因素都可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现代化发展进程产生抑制作用。这进一步说明，西方和非西方的生态现代化进程是不一样的，他们存在着不同的结构和特征，笔者以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无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如何先进又或如何紧跟“可持续发展”的旋律节拍，其西方化，尤其是欧洲化的本质不会改变。它源于欧洲社会六七十年代以来社会演进的客观现实，这为该理论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奠定了基调。然而，鉴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局面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夙愿，这又不妨碍他们从西方国家的生态化发展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只是在应用时必须加以甄别。　　在中国，一些学者已然开始引进这种理论，并也注意到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在环境社会学理论与实践应用过程中的争论，但是对于该理论的综合性研究非常不充分，至于其在中国社会发展建设中的应用借鉴前景，更是缺乏有分量的研究。本文则是一篇基础性的探索尝试，意在发掘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生态位”，即在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中，试图厘清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时间、空间上的位置及其与环境社会学相关理论主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决定了，本文的探讨不会像一些学者那样，将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引介的对象，有意无意间地“去背景化”后加以使用，并把它当作经济社会再发展的起点，而是将该理论置于学科理论发展、持续现代化过程的系统中加以考量，使其成为一种自然-经济-社会得以全面发展的思考动力。比起裸露在外的可资信手拿来的概念形式，生态现代化的生发条件、意义内涵、地位价值理应更重要。其根本的意义在于，这几个要素是人们思考该理论在中国应用前景的基础，只有通过深入的研究全面把握生态现代化理论，特别是理解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客观条件、明晰其在环境社会学理论发展体系中的位置，才能确保能够从中得到对于中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颇具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的启示。否则，空洞的理论教条难以形成强大的应用张力，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身就会逐渐失去其本真的色彩。　　本研究着力从四个方面呈现对生态现代化理论之命运的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时间与空间的整体性“关怀”。　　一是对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发展脉络，特别是其在欧洲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条件、现实条件进行较为翔实的分析，进而从发展议题的转换和政府、企业、公众等社会主体关系的调整展开对生态现代化的探索，集中分析Mol和Spaargaren、Hajer、Janicke、christoff等不同学者的理论主张，借以阐明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理论，它并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囿限，始终不变，历史经验建构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复合涵义，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取向和应用纬度。值得重视的是，依然可以从中找到一致性的条件和原则性的看法，这对于深入把握生态现代化的理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二是运用社会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试图厘清生态现代化理论在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中与其它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他者”的镜像反观生态现代化理论景观，在联系和区别的框架内做出利弊优劣的权衡。无论是人类生态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环境公正理论无疑都揭露了现代化过程之不同面向，他们在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本文竭力探讨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则提供了另一个不同的向度，其彰显的独特性价值则能够为社会建设和发展带来某种开拓性的启示。　　三是坚持从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反思性批判视角出发，全面审视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呈现出的现代化轨迹，探索所谓的生态现代化乃或“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路径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表面上，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生态现代化理论中达至某种程度的和谐，经济的发展能够带来环境治理的改善，环境化的考量也能够创造更丰厚的利润和价值，但是这场关于“关系”的争论本身并没有结束。其原因就在于源自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究竟有怎样的正当性，它最终要把“现代化”，导向哪里，都是根本尚未澄清的事情。更何况，生态现代化对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还尚未有一个明晰的定论，所有这一切都越来越成为一个亟需解释的问题。　　四是着眼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实处境，从社会建设的绿色实践出发，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价值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讨，进一步指明与欧洲现代化的生态导向不同，中国的生态现代化是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它不是在社会已然完成现代化的情境下进行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实践前提是生态现代化拓展的基础条件和限制性因素，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之绿色化进程有着相应的价值和局限。一方面，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生发条件都具有西方化、欧洲化的特质，不可能不假思索地抽离出单薄的“概念”加以实践，对发达与不发达、赢利与公益、先进与落后、富裕与贫穷的社会关系不做具体化、深入化的系统考量，生态现代化环境-经济-社会共赢的理论目标只能是虚无的幻影，飘渺而空洞;另一方面，生态现代化理论包涵了技术、制度、组织、集体抗争等多个理论主题，它蕴含着中国发展所要密切关注的不同面向。认真审视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人们的任务则是沿着生态现代化的理论线索进一步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生态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