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开始,中文媒体进入到不可逆的互联网进程之中,对传统新闻采编模式以及新闻生产机制能否适应移动媒体时代“快消费”的需求,业界和学界都展开了诸多讨论,掀起了媒介融合、中央厨房等诸多新型新闻生产新闻形态的尝试,彼时的算法推荐内容仍然捉摸不透。“主编已死”则成为业内的主流风潮,曾经代表新闻专业性的“编辑”由“小编”等更轻量的职务所替代,一时间传统的生产模式被认为是“最错误的选项”。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在2014年开始的移动媒体转型浪潮中《好奇心日报》的成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创始人伊险峰知名媒体人与新晋创业者身份互相调和,使得公司的控制权与编辑权都牢牢掌控在创始人团队手中,这让《好奇心日报》能为受众带来具有独特气质内容,同时这些内容又体现了上海作为一个新闻生产场域所拥有的独特风格。其作为表象推广的商业内容之中包含着对“商业文明”的向往与批判。当团队核心在推广”商业文明“价值无望又难以扩大获得更大的商业想象力时,整个团队不可避免的走向解体。本文将大卫·克罗图与威廉·霍伊尼斯的媒介与社会世界的模型作为我们分析的基本框架。通过生产、技术、内容、盈利四个维度对《好奇心日报》进行分析。绪论部分,本文对目前“新闻社会学”与“新闻生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目前国内外“新闻生产”研究的方向进行了梳理,发现目前对新闻编辑室的观察仍然是主流,但学界正将研究的视角从“时间”转向到“空间”。在研究方法上,由于作为研究客体的编辑部事实上进入到休眠状态,因此基于对前人研究方法总结的基础上将“新闻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转为“内容分析+深度访谈”并对《好奇心日报》全部50135篇内容进行梳理发现,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探索期”“稳定发展期”“文化优先期”。在第一部分中,对《好奇心日报》的所有制、媒介组织与从业人员的相关规定进行研究发现,《好奇心日报》内部股编权力是高度统一的,传统的编辑中心制在新媒体改革中得到了加强。《好奇心日报》的编辑方针与《第一财经周刊》时期相比是一脉相承的,其核心坐标是“商业文明与反犬儒”。在第二部分我们试图探讨伊险峰在双重身份下的技术路径选择,其基于人文主义的原则从而旗帜鲜明的反对算法,从实际出发选择按需选择合适的技术。从而在建构的数字媒体客户端的过程中选择了“瀑布流”模式,同时被迫在内容上对技术迭代做出一定的妥协。同时由于技术团队远离上海,同时技术团队又拥有着较高的技术水准,这也为《好奇心日报》形成了一定的盘活空间。第三部分讨论在上海这一生产场域中《好奇心日报》形成了怎样的内容价值标准,以及转型过程中其提供的商业内容发生了哪些转变。一方面在文体上偶然中形成了独特的好奇心问号体,在栏目上它试图摆脱传统对巨头公司的关注,转而寻找一些更具有活力的新公司。在数据新闻上《好奇心日报》希望通过传统媒体的方式整合数据,通过优质的内循环形成UGC内容的良性生产。第四部分对《好奇心日报》的盈利模式进行讨论。在这方面《好奇心日报》较为“传统”,坚持通过广告模式盈利并对采编和广告部门进行隔离,同时拒绝选择公关模式。在最后笔者认为《好奇心日报》的结局是“可预见”的,其开始和结束是一个循环,当内外环境中的创新血液不再出现,“商业文明”的推广也无法实现,《好奇心日报》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它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