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动能放缓,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来袭,各国的贸易壁垒层出不穷,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经济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亟待优化升级。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的对外贸易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自中国在2013年实施“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以来,五年来我国对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迅速增加,2018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OFDI存量高达1727.7亿美元,流量高达178.7亿美元。在此背景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是否具有相关性?OFDI是否能够拉动我国的出口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对外贸易疲软的当下,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是一国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两者间的关系长久以来都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热门命题。各国学者进行了丰富的理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认为OFDI与出口贸易主要具有三种关系:互补、替代和权变关系。国外大部分的文献均是针对发达国家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中国对世界各国的投资活动,关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活动的研究文献较少。故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出口规模效应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上述背景下,本文确定的主题是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化事实,以学者的文献研究结论和相关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对沿线国家的OFDI和出口贸易的现状分析作为现实基础,利用引力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探究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规模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的OFDI及出口贸易的发展现状,在现实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初步判定两者的相互联系,然后根据2003-2018年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OFDI与出口贸易的数据,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回归,并得出我国OFDI对出口贸易是否有影响,有何种影响等结论。最后基于我国对外投资和贸易的现状及实证结论,提出恰当的政策建议以推动OFDI和出口贸易规模的增长。为了更好地进行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与出口贸易规模间的相关性分析,在回归过程中,本文使用系统GMM估计以排除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间的内生性,并参考Bond的甄别方法,认为GMM的一阶滞后项系数若介于固定效应估计和混合OLS的滞后项系数之间,则判定结论可信,进一步提高了回归分析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选取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不同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贸易的相关数据,通过总样本分析和分样本分析,研究OFDI对出口贸易规模的影响、OFDI出口规模效应的国别差异及产品差异。计量结果显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的增长,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对中等技术附加值产品、高技术附加值产品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就发展中国家而言,OFDI更能拉动母国中等技术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贸易,就发达国家而言,OFDI对高技术附加值产品的正向影响最显著。论文最后基于现实情况和实证结果,提出了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坚持“走出去”的战略模式,加大政府引导作用,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发展;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与合作;推进自贸区的建设;推动金融国际化发展,提升金融机构服务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