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发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到自由竞争阶段以及进而形成的垄断阶段这一过程中,企业间的并购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不断向前推进。从19世纪末至今,西方国家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企业并购浪潮,并购涉及的企业数量和金额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并购已成为企业间资源重新配置和企业外部治理的重要手段。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正式设立,并购就一直持续不断。尤其是在顺利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涉及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不断增加。中国的证券市场发生的并购事件,作为并购主体的上市公司其绩效是否得到提高,是否为股东创造了价值,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有什么影响,如何衡量上市公司并购绩效成为大家密切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如果并购的绩效得到衡量,那么这些绩效的改善是来源于什么因素,或者具备什么特征的并购才能提高企业的绩效。　　 本文界定了并购概念以及简单介绍了并购在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发展情况,回顾了国内外学者有关并购绩效和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重点是以2004年发生在沪市的65起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并购带来的对主并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影响绩效的有关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首先以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收益率来衡量和检验上市公司并购后的绩效,通过对2002～2007年这6个年度的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进行整理,采用未经行业调整以及经过调整的两组数据,分别计算得出每个年度的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收益率均值和中位数,通过对这四组数据的分析得出上市公司并购前后绩效的变动趋势。　　 其次,以主营业务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产业相关性、交易溢价、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关联交易、市净率、国有股比例等等这些反映并购交易特征的变量作为自变量,以并购后的绩效(包括调整)以及相关年份的差值(包括调整)作为因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和检验影响并购绩效的相关因素。　　 最后,本文得出的结论和启示主要有:(1),从总体上看,并购能够提高主并上市公司的绩效,尤其是在并购后第一年,公司的业绩达到最高,并购后一年比并购当年和并购前一年的业绩都有所上升。但并购后第二年,公司业绩迅速下滑,并保持一个持续下降的趋势,说明从长期来看并购并未取得成功,很多的的并购只是报表性的并购,实质性的并购很少,有业绩粉饰或报表虚假的可能。(2)非相关行业并购为许多上市公司所青睐,并且从并购当年来看也可获得一定的并购效益,但由于它们没有充分获得经营非相关行业目标公司的经验和能力,很难从根本上整合目标企业,导致主并公司经营绩效的下降。而相关行业的并购从并购后一段时期来看,能进一步提高并购公司绩效,并且对并购后绩效提高的影响比较显著。(3)对上市公司并购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绩效变量进行回归可以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并购当年的并购绩效以及和当年与前1年绩效的差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并购后各年绩效的关系不大,这表明股权集中度过高的公司其许多并购活动可能是“投机性资产重组”或“政府干预型资产重组”,而非实质性资产重组。(4)交易溢价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主要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时间还很短,上市公司在进行并购活动时,面临的竞争并不激烈,很多并购行为更是关联交易,上市公司根本无需支付溢价来进行收购。(5)处于扩张的主并公司通过并购扩张提高了绩效,并没有损害公司的价值。(6)并购前一年的主并公司的市净率也与并购后一年的绩效有正相关关系,反映市场对并购前景的乐观预期,这也反映了提高公司绩效的并购能够给股东带来超常收益。(7)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并购决策应从企业长远利益出发,摒弃短视行为,做好可行性研究；并购后要加强自身和目标公司的整合,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真正的发挥管理、经营、财务的协同效应；另外,在实施混合并购前,应当进行审慎的考虑,不能盲目进行多元化扩张,一味进军所谓的新兴行业。(8)对于政府和证券监管部门而言,一方面要减少行政干预,使并购活动更加市场化,从体制和制度上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另一方面,还应制定有效措施,打击和限制上市公司并购活动中的恶性投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