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论家。郁达夫广泛接受外国文艺思想,其中尼采文艺思想对郁达夫文艺观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目前中国现代学术界就郁达夫与尼采进行专题性比较的研究成果不多,涉及文艺观方面的更是罕见。本文试图从文艺创作观、文艺本质观和文艺发展观三个部分考察郁达夫文艺观对尼采文艺思想的吸收与转化,探究郁达夫如何在现代中西方思想交融的背景下,既吸收尼采这样的西方学者的文艺思想,又与本民族及个人的特质相结合,形成具有“独创性”的文艺观。第一部分探讨郁达夫文艺创作观对尼采的超人学说的吸收与转化。郁达夫将尼采的超人学说解读为“唯我主义”,并与自己的“天才说”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文艺创作观,具体内容如下:创作主体需经历自我的发见、自觉的苦责和自我的超越三个阶段;创作主体在文学作品中实现自我的理想化,创造出复仇者与同情者的双重形象;创作主体只有经历自我的内部强化与外部扩张,才能实现自我的超越和社会的救赎双重使命。郁达夫在其小说创作中始终贯彻自己的文艺创作观,创造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形象“零余者”。第二部分研究郁达夫文艺本质观对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吸收与转化。郁达夫将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解为生命意志,认为生命和艺术都是“生”的表现形式,肯定生命进化与艺术创造,主张人生艺术化与艺术人生化。艺术家联系人生与艺术的能力强弱,正是艺术家自身“生”之充盈与“生”之贫乏的体现。郁达夫与尼采都以“生”之充盈为本质,将“生”之贫乏转化为“生”之力量,以实现“生”之充盈,从而牢牢把握住人生与艺术。第三部分剖析郁达夫文艺发展观对尼采的酒神精神的吸收与转化。郁达夫把尼采的酒神精神理解为破坏与建设并重,并用酒神精神研究文艺发展过程。郁达夫用“自坏作用”解释文艺发展的兴衰,并认为“自坏作用”是文艺避免走向形式化和模式化的一种自救力量。郁达夫破坏与建设并重的文艺发展观离不开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使命,这体现出郁达夫的艺术良心和社会责任心。郁达夫是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和把握中国时代脉搏的前提下,对包括尼采在内的众多异域学者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有意识的吸收与转化,并融入自己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形成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色彩的文艺观,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讳言,郁达夫文艺观也存在不足之处,仍局限于个人经验的范畴,缺乏理论层面的升华和理论体系的建设。郁达夫对尼采思想的部分解读是一种误读,例如他将尼采的权力意志等同于生命意志,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权力意志的内涵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