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谈到分工,人们总将它简单看作为劳动的一种协作形式,所关注的也是它对于提高生产力的效用性。国民经济学也不例外,它专注于国民财富的研究,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分工。这种分工区别于一般形式的社会分工,它集攒着资产阶级的财富,却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贫穷,工人在这种分工下片面化到极点。但国民经济学却不断给其提出辩护,将资本主义性质的分工与一般形式的社会内部分工混为一谈,其目的是袒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保证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看到分工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差异,发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弊端,认为私有制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分工不同于一般形式的社会分工。一般形式的社会分工是一种普遍的劳动协作,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的自由程度;而资本主义的分工只是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下出现,它使人成为片面化、异化了的个人,是马克思要批判的分工形式。随后,马克思确定了资本主义分工的有害性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它导致了资本的不平等集中,造成了工人、生产工具、原材料的集结,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分工奠定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但造成人的异化,还让异化了的人不断堆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其表现为:资本家在这种私有制的庇护下横征暴敛,非法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以区分不同于社会分工的资本主义分工形式。马克思对分工形式的区分和对私有制的批判让我们历史地、现实地认识了分工这一劳动形式的全貌,也看清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这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现实上,当今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占主体的同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中就包括私有制经济。那么我们该如何利用私有制经济,并避免资本主义分工的有害性?这是现实的重要议题。理论上,马克思对私有制批判表明消灭私有制是人类的必然选择。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批判做理论的延伸,从理论上探讨消灭私有制的可能性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