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例”是中古法律用语规律的提炼，唐律的精神、内容以及体例是“以准皆各及其即若”八字理论、实践的深厚底蕴，因此以唐律用语为中心对律典“八字例”正本探源。目前关于“八字例”的研究，或是将“八字例”视为整体而评介，多集中在对明清律学成就的评析中；或是对个别字眼释义的利用，分散在对唐明清法律制度的研讨中，亦有从法律方法、刑法嬗变、立法用语等角度提及“八字例”的。因此，有必要对“八字例”作全面考察。研究视角、方法，一是通过“思想史—观念史”视角全面把握相关律学理论的演生脉络，二是引入文学批评的“文本细读”充分提取文本意义；具体方法以类型化分析为主。“八字例”理论、观念的产生和演变，伴随着律典的传承。隋唐五代是“以”、“准”等虚字法律功用确实化的阶段，八字运用精审在唐律中集中体现；宋代对“律疏”所用虚字的关注逐渐增强，提出“例分八字”等；宋、元的“八字例”持续受关注，元人基于唐律“名例”篇而列表阐释“例分八字”，为明清相关律学研究与“例分八字之义”入律奠定基础；明清“八字例”知识传播、理论深化，但实效微弱，晚清修律已全面放弃“八字例”。“八字例”观念的外在表现，是凝练字词，使法律文本浓缩大量信息的技艺，其核心是追求用语的“微言大义”以传递定律对经与权、常与变的考量。这一观念在不同时代有不同侧重：宋人爬梳“律疏”、精研“名例”，将“八字例”用意与春秋经传中以一字示褒贬的深意结合；元代分释八字，以兹实用，明清阶段观念向各方面深化，既有简明易记的释义口诀，又有细致入微的“八字广义”。对其及即若四字的界说，结合唐律进行。唐律用“其”，类型上，或点明所属关系，或提示话题转换。用意上，律条中“其”的适用有利于多个罚则的分别阐释，或说明特例，或在“义疏”中填补“律无明文”；律典中“其”可突出内容区别与层次呼应，寓“更端”于整合之中。唐律用“及”，类型上，或列举典型事项，或穷举各种可能。用意上，律条中“及”集连贯与分类效应于一字中，提示异质同构、异事同罚，既显示出对内容的隔断而有分类效应，又可发挥从差异中求取共性的连贯效应；律典中“及”往往在含混列举与准确分隔之间切换，体现定律在细致与简约中求取平衡。唐律用“即”，类型上，或强调时机紧迫，或强调文理紧凑。分布上，用“即”点明时机要求的内容散见于各处，用“即”实现转承、推断的场合则分化：引导条件、更新罚则的，多为律条正文；引出结论、强化判断的，多为注疏。用意上，唐律中“即”本适于烘托条文中的渐变过程与理由，但此类手法往往被后世定律忽略；在用于推断的场合，“即”无可替代，持续获得明清定律的重视。律典中“即”的运用情况变化，可作为把握“八字例”律学释义的变动原因、把握律典传承演变轨迹的线索。唐律用“若”，一字多义。若字与及、即等字均可用作并列连词，以强调异事同罚；若字与其、即等字又均可示意转折，以突出情节差异。诸种律学释义均无法解决条文规定中若其二字、若即二字、若及二字均有时相似的问题，这也折射出“八字例”理论的不足。类型上，“若”可假设条件以引出某种判断或引导新罚则，可模拟比照前项。用意上，在充当条文“另起一事”的标志时，用“若”往往意味着对前文的大幅度变通；构造前后事项之间的并列关系时，用“若”所关联的前后项之间也是相互独立、差异较大的。用“若”可同可异，远可假设，近可取譬，可补其他字眼之不足。唐律中其及即若可分为两组：其即若三字均可示意转折，在立法技术层面，古代定律中变通前款的“其”、“即”、“若”侧重条文内容的增设，与侧重收缩限定前款的“但书”存在区别；及即若三字均可示意并列，字眼效应互补，主要包括列举要点、分门别类、充实内容、提取共性。及其即若四字在条文中综合运用，展现文义之曲折、规定之细致，完善对“行为模式”、前提条件的叙述说明，为明确“法律后果”、判断结论作准备。对以准皆各四字，结合唐明清律再探。“以、准”字眼的相似与差异，堪充“八字例”的缩影。以准二字与“循理以论道”的“论”搭配方可获得比引论罪的特效。“以”、“准”比引论罪的作用包括权衡轻重、整合刑罚序列、维系律典体系等。“以”、“准”论罪使定律高效、体系严整，突出展现传统法制文明的高度；“以”、“准”论罪形式如滥用，易生弊端。“皆”的“不分首从”意味，强调将不同情节等量齐观而“一体科罪”，往往涉及全面打击态度与个案情形差异的冲突。唐律中，用“皆”特事特论、设定重刑，以达到特殊的预防、惩处目标；此类“皆”或为“重其轻者”，运用范围狭窄。“皆斩”等规则的数量减少，反映汉唐以来定律从全面打击到罪人不孥，从毫不宽贷到鼓励自新的转变，但个别领域中“皆斩”、“皆凌迟”等严厉规定常设。分析实例可见，自唐至明清“皆”重刑科处的逻辑往往因时制宜、有所变通。唐律用“各”在构造罚则时能以简驭繁，可构造“各加”、“各减”或引出“以”、“准”论罪等，使罚则意蕴丰富而表述简洁；用“各”既能呼应前文所交代情状的复杂性，又引出后文的汇总处理方案，间有“彼此同科”线索，与规定的具体化和律典的系统性相得益彰。律典中“八字例”的性质是：“义例”层面，营造“一字之差”，区分之精细符合“礼”的精神，用字章法成为指示罚则变化的伏线；“体例”层面，顺应罗列殊相的定律要求，使条文规定兼顾细节与条理。“八字例”的功能是：定律针对“情伪多端”，专用字眼铺叙条件、整合论断，构造“数事共条”形式与“轻重相明”效应，形成条文规定结构的致密，成就唐律表达的严谨和论理的优长；宋元明清对法言法语使用规律的逐步加深，对“八字例”的关注系属重视文本、落实字句，上下求索而不离法律之中的律学知识系统；明清留心“八字例”更是律典传承与创造中的一环，总之，定律选用虚字辅助实词表达，八字之用，立足于情境、着眼于区别，别同异、辨相似、烘托主题，确保律典编纂的高效与形态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