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分析1949年之后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方式的变化,并进而以此变化探讨国家与农民间汲取关系变化的机制。本文以一个乡镇为个案,在微观上来考察具体汲取过程的变化,构建了国家活动边界位移的模型,然后围绕汲取与被汲取关系,通过博弈论分析了促成这种变化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真实互动过程,揭示了国家活动边界位移的原因。本文研究认为,国家作为汲取者进入乡村时,国家与作为生产者的农民进行了整合,这种整合导致国家活动边界的扩大。这时国家的角色既有汲取者又有管理生产的角色,国家与农民形成了第一次角色共振。当农民融入到国家强制性组织控制之后,国家将从农村汲取的方式隐藏在生产组织之中,农民对国家的反应表现从积极融入不断诱致的强制组织之中到日常生产活动的不积极的变化,由此导致国家活动边界的收缩。汲取与被汲取的关系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发生,这时国家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国家通过基层政府突现了汲取者的角色,农民作为生产者回归分离到自然状态后,他们作为自身保护者的身份与政府进行了公开的博弈,当基层政府替代国家而表现的汲取强度过大,与农民保护行动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变化后,国家在这种整体的汲取过程中,将汲取者角色隐藏而由基层政府替代,开始表现为保护者的角色,国家与农民再次形成角色共振。在三方博弈中,三者根据不同时期博弈的进展情况表现为不同的角色关系。从而不同的角色关系又进一步影响和决定了三者的行为策略,最终导致了不同的博弈结果,这样的一个互动搏弈的过程影响了国家与农民间汲取与被汲取关系的变化。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国家在基层汲取活动的真实界面上,通过国家与农民汲取与被汲取关系的改变,揭示了国家的强制与妥协结合和农民的顺应与逆反结合的现实特征,国家与农民间真实的互动关系既是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变化和国家形态变化的原因,同时也是国家汲取依赖方式改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