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科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信息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正在全面彻底地改变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是多向的，它既能促进经济繁荣增长，又会使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全球性;它既能提高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又可能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和不平等;在为人类带来经济福祉的同时，它也会产生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并引发暴力、冲突甚至战争。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的过程中，一股新的力量——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短短30多年内迅速崛起。国际非政府组织无论就其数量、活动还是影响来说，90年代以来都有了迅速增长。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现有的近5万个国际组织中，非政府的公民社会组织占到95％以上。1975年，只有6000人参加了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114个非政府组织参加了正式会议;而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上，30万人参加了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3000个非政府组织参加了正式会议。这些组织在全球治理的各领域内特别是扶贫、环境保护以及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等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分析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因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公民社会中的作用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中通过不同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与影响:运作能力建设项目、充当监督机制等，但其最重要的、对公民社会产生结构性影响的则是其作为社会中介的角色。现有的国际决策体系的制度安排以及普遍存在于数量占优但利益分散的群体当中的集体行动难题排除了公民个体参与其中的可能性。非政府组织通过构建全球网络、促进信息公开等将分散的、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群体联结起来，使普通民众得以在国际层面的决策中发挥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垄断国家间决策的局面。全球公民社会的基础结构逐渐形成。此外，国际非政府组织还通过增加其他跨国行为主体的风险、联系地区性问题与其全球性根源等方式促进全球决策的民主化，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　　二、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为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工作提供了契机及需求空间。目前，已经有众多的以促进公众福利为目标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工作，它们在减少贫困、控制疾病传播、规范跨国公司行为等方面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据统计，每年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的项目资金大约为2亿美元。除了直接的项目影响以外，这些组织还潜移默化地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深层次的影响:一些由发达国家政党或议会资助的基金会为长期以来被视为“二级政府”的中国官办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构建提供了新的模式以供参考，并对地方政府创新与基层民主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与海外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也会激发国内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完善其管制结构，如增加透明度;大量的国外民间社团组织的进入刺激了中国草根力量的出现与壮大，在国际组织的资助与培训下，中国的公民社会力量逐渐成长，改变着传统的政府权威主义;另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利用自己的全球网络向全球公民社会传递中国民众的利益主张，中国的普通民众也可以介入到全球性的公民参与网络当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有助于培养志愿文化和促进社会信任，从而帮助创建社会资本。　　但与发达国家不同，目前由于特殊国情的限制以及欠缺相关的法律制度，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工作仍面临诸多障碍，还无法充分发挥其制衡政府与市场力量的作用。本文对在华公开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了简单的分类与统计，结果显示目前这些组织在中国的角色还只停留在政府的力量补充者的水平上。　　三、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几种工作模式的比较　　政策上的限制以及战略上的考虑使大多数在中国公开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选择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来合作开展项目。这类合作项目可以借用合伙制企业的模型来对其进行分析，并以质量为维度同纯粹的非政府组织模式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种由双方合作的模式由于合作各方在目标函数上存在着差异，无法实现质量最大化。有时，项目的合作者还涉及一些与政府联系较为密切的本土非政府组织。虽然这类组织在项目经验、员工工作能力、资金运用等方面与国际组织相比存在差距，但本土身份赋予了它特有的优势:当政府与国外合作伙伴由于各种原因合作失败，国际非政府组织一方无法继续介入项目当中时，本土的NGO还有可能继续将项目最终完成，虽然可能以质量的进一步下降为代价。　　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强，由此引发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协同努力，民主化浪潮将国际非政府组织带入了国际决策程序中;现存的国际治理体系的缺陷也需要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弥补并加以完善。而随着运作机制的完善，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并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将这一现象描述为“全球性结社革命”，并认为它的重要性同一个世纪之前民族国家的崛起一样重要。　　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必须面临来自市场和公民社会力量的冲击，现有的制度安排不利于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也不利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探寻适合中国情况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共生共强的模式因此成为双方特别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