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概念是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马克思曾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将趋于简单化并形成更为严格的阶级对立，工人阶级随着贫困化的加剧必然导致革命意识的日益增长，最终将成为历史进步的“代理人”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二战后历史发展的不争事实是，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通过自身调整“垂而不朽”，而工人阶级非但没有因贫困而变得革命化，反而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技术革命而变得复杂化和碎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作为有组织的、具有内聚力的社会群体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开始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解释主张，努力寻求一种能够适应后福特资本主义以及跨国资本主义新形势的革命规划。以拉克劳与墨菲为重要代表人物的后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本论文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梳理从马克思的阶级政治到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政治理论演进的历史脉络基础上，重点对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哲学和霸权政治的核心线索进行逻辑分析，并试图从当代哲学的多个视域透视拉克劳与墨菲话语政治规划的当代效应及理论局限。本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马克思阶级政治规划与阶级斗争学说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为理论背景，揭示以拉克劳与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衍生及演进的理论发展脉络。经过马克斯·韦伯、丹尼尔·贝尔、安德烈·高兹、普兰查斯等人的理论酝酿，无产阶级已经不是在卢卡奇那里简单的缺乏“阶级意识”的问题，而是这一作为普遍历史主体的概念本身成为问题。拉克劳与墨菲，深受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维特根斯坦主义、拉康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将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运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上来，将唯物史观中的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析方法、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的政治构想，统统视为一种以本质主义为基础的“还原论”加以抛弃。而在推倒马克思主义这座理论大厦之后，拉克劳与墨菲又以“话语”理论为基础重新建构了“一个完美的范型”。而这一点正是拉克劳与墨菲能够成为“后马克思主义旗手”的根本原因。第二部分以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哲学为分析核心，揭示两人话语政治建构的内在逻辑与理论路径。本论文认为，“话语—社会—政治”是理解拉克劳与墨菲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也是两人从阶级政治走向非阶级政治极为关键的三部曲。首先，拉克劳与墨菲依托索绪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论资源，认为话语是人把握世界的一种“准先验”形式，任何对象都不可能脱离其呈现的可能性条件，对象总是通过话语在一定的意义建构中呈现，由此建构了一种试图打破唯物与唯心、精神与实在、话语与非话语二元对立的话语本体论。第二步，拉克劳与墨菲抛弃了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就是多元的异质性的话语要素的连接实践，社会围绕着对抗关系构成，而对抗总逃避意义的固定，所以，社会根本不会最终缝合，它永远是未完成性的和非决定性的，以此拉克劳与墨菲实现了与“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决裂。第三步，拉克劳与墨菲通过话语的权力特征将政治抬高到了人的存在论条件的维度，并依靠话语的差异、同等逻辑构建起了一种既不能完全整合又能够形成某种普遍性的霸权理论。政治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霸权斗争建构起具有统一性意义的主体立场认同。任何霸权斗争的领域都不具有决定社会和历史的优先性，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只能寄托于“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规划。这是拉克劳与墨菲为后阶级时代构思的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模式和历史想像。第三部分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从哲学、政治、文化（大众文化）多个视域把脉霸权理论，在多维对话中分析其进步意义及理论局限。从哲学层面来说，霸权理论强调修辞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学的三位一体。笔者认为，拉克劳与墨菲之所以重视修辞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对抗都具有政治性的特征，政治需要话语条件作为基础，然而修辞学可以在提供政治想像空间、激化从属关系、有效扩张霸权领域等方面发挥作用从而提供政治对抗的话语条件，进而激发“激进多元民主”的革命性维度。然而，对修辞学的过分强调在更多的意义上把霸权推向了一种“民主形式的主导权”，在真理维度“不在场”的情况下，理想化的民主斗争形式难以消除大众被蛊惑的可能。拉克劳与墨菲之所以重视精神分析学，是要从能指的主体出发说明连接民主任务与社会主义领导者之间的霸权连接过程中的错位关系。齐泽克在对两人的批评性分析中，借助弗洛伊德尤其是拉康的无意识理论，揭示了剩余快感与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同源性，并在其中寄托了意识形态批判的革命性能量。齐泽克的分析突出了对抗永远不能根除的本体论地位，也将后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入。另外，拉克劳与墨菲还强调了介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作为霸权的政治学，其方法就是，通过降低马克思主义诸范畴的本体论僭妄，将马克思的解放话语不是作为历史基础而是作为历史性的现实情境的有限综合，在这样的前提下重申和充分阐发它们当下的有效性。这是一种在解构之后更加积极建构的理论姿态。拉克劳与墨菲还在政治层面上与当代各政治学派积极对话。两人在肯定自由主义为发展个人自由提供话语条件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激烈批判了自由主义民主或者导致、容忍甚至加剧了资本主义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或者混淆了道德话语与政治话语从而致使政治的真正维度的丧失。而社会主义民主虽然能够弥补自由主义的诸多不足，但是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社会主义与民主并无天然的内在关联，它只是民主革命的一个环节。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读。而拉克劳与墨菲所主张的自由社会主义民主虽然扩张了民主的范围，但是由于经过“去经济化”和“去阶级化”处理，最终只能是一种“无根”的民主。以大众文化的话语对抗为案例进一步证实了本论文的观点。拉克劳高度重视文化斗争领域在政治认同中所具有的根本作用，他依然延续了政治领域中的偶然性逻辑，主张大众文化的任务同样在于打破本质主义的束缚和羁绊，通过以全新的审美体验为主题的话语对抗构建主体认同，从而反抗资本主义的宰制逻辑。这一点得到了约翰·费斯克的深刻认同和极大发挥。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宰制而是大众创造的结果，大众在抵制权力的过程中享受着一种躲避或生产的“快感”。他以一种平民主义立场，发现并充分肯定了大众文化在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层面上蕴含的政治潜能。然而，缺乏政治经济批判的大众文化，形成一个广泛的主体认同尚不容易，更何谈霸权视域下的激进民主政治？大众文化在政治层面上面临的困境，正是拉克劳与墨菲霸权理论的一种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