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已婚女性的非农劳动供给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家庭的和谐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现实情况却是:一方面,在农村地区,已婚女性的非农就业规模远低于男性（仅为男性的52.7%左右）,其非农就业概率的提升存在潜在可能,另一方面,因女性时间和精力的分配在非农就业与生育子女之间存在竞争,在当地就业机会缺乏以及社会和家庭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回归家庭可能是女性囿于子女照管压力的无奈之举。本文试图在生育层面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劳动供给不足这一现状进行解读,根据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本文在构建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劳动供给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首先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研究生育状况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劳动供给三个维度（非农就业决策、就业时间和就业地点）的影响,并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内生性检验,用PSM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然后分析老年父辈和儿童照管服务在削弱这一影响中所起的作用,最后探讨生育状况对不同特征农村已婚女性影响的差异性,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女性在照护子女和非农劳动供给间的自主选择提供更多参考。实证分析发现,生育状况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劳动供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了相关结果的稳健性;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子女对女性非农劳动供给的抑制程度不同,男孩和幼龄子女的抑制作用更大;生育状况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负效应主要作用于东西部地区,这一结果可解释为东部地区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及西部固有的传统性别分工观念,此外,较高学历及中低龄女性的非农就业更易受生育状况的制约;虽然祖辈的隔代照料支持能减轻女性的照管压力,但无法完全抵消子女对其非农劳动供给的负向影响,这时候家庭外部儿童照料服务就显得十分必要,在家庭对于幼儿园和小学资源的可获得性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农村地区儿童照料服务的便利性（照管机构离本村居的距离）在弱化生育状况对女性非农就业的负向影响上发挥了作用。针对研究结论,本文建议要在帮助农村已婚女性平衡好照护子女与非农劳动供给间的关系上下功夫:首先要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搭建企业与劳动者就业对接平台及提升女性自身素质和专业技能,实现“供”与“需”的有效匹配;然后,在保证当地儿童照护资源可得性的前提下,需要对其便利性和优质性进行考量,尽可能提供满足家庭需求的多元化育儿服务;最后,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引导,尊重妇女无酬性的子女抚育和家务劳动价值,以多种形式肯定老年人对于家庭和整个社会的积极效应,鼓励男性更多的参与到子女的照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