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经济法制是中华法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历代相承，不断增益发展。从法律形式上看，古代经济法律不仅存在于历代综合性法典，而且还大量散见于帝王诏旨、单行法令，以及各种条例之中。如对其内容类别之，本文将其归纳为农业经济管理、手工业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赋役管理以及对外贸易管理几个方面。 农业经济法制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关系。夏、商、西周三代从法律意义上讲属土地公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是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文学写照。春秋战国之后，土地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与这一基础相统一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构成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主干。除土地制度外，历朝政权还制定了诸如对农田水利、种子、畜力、仓库管理等方面的法令，秦的《田律》、《厩苑律》、《仓律》；两汉的《水令》、《田令》、《租挈》；宋代王安石变法推行的《农田水利法》、《青苗法》等皆属。 有关手工业管理方面的法制，目前从文献记载看，最早的当属《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它侧重于对产品制作方法和规格的规定。至秦汉，随着手工业生产规模地扩大，对手工业生产管理方面的法令内容已涉及到管理机构的设置、主管官吏的考课以及产品生产指令和定额等等。在当政者有条件允准的时空里，劳动人民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对手工业生产不断进行探索和更新，从而才有了诸如造纸、天文仪、印刷术、火药等的发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买卖关系，随之也出现了规范市场方面的法制。春秋时期，我国已有“市”的形成，秦汉之后，随工商业的发展，在城市中不仅“市”的数量增多，而且还出现了行业专市。管理市场的机 构及官吏也随“市”的出现而设置，法令对其行使管理职责既赋予了大 小不等的权力，又厘定了奖惩其政绩的细则。 货币管理法制、赋役管理法制是古代经济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国古代自西周始就己有了“钱法”。从史料记载看，至少从秦朝开始，对 私铸钱的行为，各代法令都是予以严惩的，特别在宋代出现了纸币“交 子”后，朝廷更是严格控制印制权。赋税摇役是古代国家政权赖以生存 的基础，从先秦时期的“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至秦汉 的口赋、算赋和各种摇役，隋唐的租庸调，以及唐后期和宋、元的两税 法，再至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地”，中国古代的赋役制 度不断演绎并发展。 我国古代有关外贸管理的法制也起始较早。汉时的“符传”当是其 出入境贸易的许可证，这种许可证制度，确定了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 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隋唐时期由于外交上的开放政策，使对外贸易也 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仅东南海卜贸易日渐活跃，改变了以往仅局限 于西北边关贸易的状况，而且还分别出现了调整陆上边关贸易的“互市 法”和东南海上贸易的“市舶法”。宋，元承袭了隋唐外贸法制的内容， 且有自己的特征，其分别制定的“市舶条法”和“市舶则法”，对外贸管 理机构的名称、职贡、通商口岸、商船管理、进出口税收，以及对走私 厅为的惩处都有专门规定。明情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木期，地主阶级 初期的进步性和在早中期所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均己丧失殆尽，加之倭 寇对东南沿海的骚扰，于是从明朝始，从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出发， 统治者把海外贸易的着眼点从互通有无、增加财政收支转移到“崇本抑 末”，宣传皇朝声威的政治方面，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对外贸易法制的内 在精神发生重大转变，即放弃了鼓励、提倡和积极开展对外贸易，而代 之以闭关自守和严行海禁。 与特定的民族、社会、文化以及历史阶段相一致，我国古代经济汪 制有其自身特征：首先，在农和商的关系上，统治者历来视农为“本”， 而把商业视为“末作”。中国古代基本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重“本” 的目的在于确认和建立封建经济基础，而商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 用统治者也是有所认识的，统治者之所以“抑末”而不是“灭商”，原因 就在于商业是沟通农业与手工业、此地与彼地联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但由于工商业可以获取巨大的物质财富，大工商业者能够利用其财富交 通王侯，甚至左右政局，所以，统治者对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就不能等闲 视之，历代统治者采取的“抑末”措施，要么直接派官吏经营商业，要 么以法律加以控制。显然“抑末”的目的同样在于维护封建经济的完整 性和持续性，从而打击和限制其他不利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