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引言和七章组成,共16万余字。第一章从贿赂犯罪侦查逻辑运作的起点即犯罪线索入手,对贿赂犯罪线索进行界定,审视犯罪线索在贿赂犯罪侦查中的作用。根据司法实践中的贿赂犯罪线索发现和利用现状,从“绝对黑数”和“相对黑数”两个方面认识“犯罪黑数”,并从贿赂犯罪隐蔽性、同向性、无痕性特点,检察机关传统“被动型”线索获取方式的不足以及分散的犯罪线索管理体制三个方面具体分析“犯罪黑数”高的成因,也进一步印证了犯罪线索发现难和利用难的现实困境。接着,针对问题笔者认为建立“主动型”贿赂犯罪线索获取机制是解决贿赂犯罪线索发现难和利用难之应然选择：一是要提高主动发现贿赂犯罪线索的能力,包括对案件中再生线索的把握,对舆论的分析研判收集,利用网络获取和主动进行社会调研等；二是要主动扩展被动获得犯罪线索的途径,畅通传统举报、控告途径,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做好嫌疑人的主动投案自首工作等。在解决线索的获取问题后,本章最后着重论述了贿赂犯罪线索的管理、分析及利用问题。第二章首先对学界关于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争议进行了梳理,笔者赞同从职务犯罪的特点和侦破需要对初查制度进行改革完善,承认初查的合法和重要地位。笔者对初查制度的价值判断包括权利保障、犯罪控制、经济与效率价值等,特别是初查对于贿赂犯罪的特殊意义。接着笔者对初查制度存在的初查侦查化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总结了贿赂犯罪初查侦查化在制度运行侦查化、行为内容侦查化、行为结果侦查化的具体表现。本章最后对贿赂犯罪初查制度提出了重构设想。通过实证与比较研究,分别从重构的理论基础、重构的运行基础和初查制度之物质保障三个层面对初查的功能定位、程序构建和制度建立进行了阐述。笔者认为初查制度有现实的刚性司法需求,正确定位初查功能,完善初查程序并通过建立相应制度是实现贿赂犯罪侦查目的的基础。第三章重在对贿赂犯罪侦查模式的解构来展现贿赂犯罪侦查中的权力(利)的具体运行及相互关系,本章主要采用反思论证,通过溯因推理将问题引向深入。笔者认为贿赂犯罪侦查是侦查主体与侦查对象在既定的侦查程序规则下,进行的侦查实施与对抗活动。本章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贿赂犯罪侦查模式具有的侦查启动任意性、实施主动性、过程封闭性、权力与权利非对称性等特征,一览无余地展示了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价值理念在该模式中的激烈冲突和失衡。接着围绕贿赂犯罪侦查权的有效行使和嫌疑人权利的合法保障,对蕴含于贿赂犯罪侦查模式中的体制和具体制度规则进行了反思和评价。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有贿赂犯罪侦查模式的价值失衡进行纠正,但也反对激进的引进制度规则,而是要在检察机关侦查能力提升与嫌疑人诉讼权能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本章第二部分总结归纳了贿赂犯罪侦查的五种途径及其具体适用,以期为侦查实务提供些许参考。第四章贿赂犯罪侦查之取证重点、难点及突破。根据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贿赂犯罪证据的稀缺性、行受贿人口供的互证性、证据的不稳定性、对合性以及证据的衍生性等特殊性更是使侦查取证工作在贿赂犯罪侦查中具有重要地位。鉴于贿赂犯罪证据的特殊性,在贿赂犯罪侦查中就要明晰证据资料形态,针对贿赂犯罪特点收集直接、间接证据,进行证据保全。本章还以受贿案件为代表,阐述了贿赂犯罪的侦查取证重点。对长期以来贿赂犯罪侦查取证难及其成因进行了详尽分析。最后对贿赂犯罪侦查取证难提出应对之策：一是遵循案件的规律,改变侦查方式。二是按照证据制度要求,改变取证方式。三是完善相关规定,确立贿赂犯罪案件的“一对一”证据的采信与运用规则。四是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确立贿赂推定规则。五是在贿赂犯罪侦查中赋予检察机关强制取证权。第五章针对审讯在贿赂犯罪侦查突破和口供获取中几乎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研究犯罪嫌疑人抗审心理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以瓦解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消除拒供心理为目的的虚假示形、囚徒理论的运用、纳什均衡点的确定等贿赂犯罪审讯策略。本章首先分析了审讯的功能和审讯的瓶颈,对以预断被审讯人心理为目的的审讯准备做了贴近实战的介绍。其次对国外侦查实践中虚构事由策略运用进行了比较分析,介绍了在贿赂犯罪侦查中对包括虚构案件和夸大证据等虚构事由的具体适用方式。再次探讨了“囚徒困境”理论模式在审讯中的适用,同时笔者也指出“囚徒困境”理论在贿赂案件中的适用困境及原因,进而提出在贿赂案件侦查过程中强化“囚徒困境”理论模式的途径。本章最后介绍了“纳什均衡”理论在审讯中的运用。笔者认为“囚徒困境”理论与“纳什均衡”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具有较高的理论性,但不影响其所具备的科学规律性,以及对于侦查实践的指导意义。笔者还认为在侦查实践中如果有意识地去强化上述理论模式的运用,以此来指导贿赂犯罪审讯,有助于提高案件侦破的盖然性。第六章贿赂犯罪反侦查行为及利用。本章首先对反侦查行为的主体与时间,反侦查与侦查之关系进行了基本分析。接着介绍了犯罪嫌疑人、证人和相关单位实施的反侦查行为及其表现形式。最后对贿赂犯罪侦查中反侦查行为进行的反制的思维与实践进行探讨,针对贿赂犯罪反侦查行为的主客观原因,笔者认为在对反侦查行为进行反制时,首先要树立博弈论视角下的科学侦查思维,据此换位思考并选择策略和行动；其次要对反侦查行为能够进行有效识别、控制利用与防范。第七章介绍贿赂犯罪的特殊侦查方式。在经过学界和检察实务部门多年的呼吁之后,新刑诉法顺应时代的需要,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于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由此取得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还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技术侦查作为特殊侦查措施之一,具有双刃剑的特点。在我们看到技术侦查措施运用所带来的巨大侦查效益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对公民通讯自由、通讯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严重侵犯。因此,必须从法律上予以严格规制。在充分发挥其打击贿赂犯罪“利器”的同时,不至于过度侵扰公民私生活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