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调整，农业税的取消改变了村庄治理的面貌，中国的村庄治理进入了“城乡统筹”新时期，研究成都城乡综合配套试验区的村庄治理的变迁对推进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从实证主义角度描述了斑竹村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系统考察了村庄治理发展的历史轨迹，认为城乡统筹重塑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重构了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进而影响到村庄社会资本的变化，消解了村庄自治氛围。城乡统筹使村庄权威性资源高度增长，激活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博弈机制，使村庄治理呈现出多元治理的特征。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城乡统筹既是近代以来国家建构逻辑的延续也是新时期现代国家建构的新方略。“成都模式”以产权制度改革为起点，进行土地综合整治以及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探索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其中，产权改革和土地综合整治使农民的固定资产资本化，为城乡统筹提供市场动力；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把农民从城乡二元体制中解放出来，扫除城乡流动的体制障碍；村级公共服务资金在增加村庄公益同时，整合了村庄的社会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对村庄社会的渗透，继而成为国家控制村庄更隐性且有效的手段，使政权的合法性得到巩固；村组议事会机制的建立使村干部受到行政力量和村庄力量的双向监控，使村委组织这个国家“行政下乡”的节点得到良性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