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共同基金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基金家族的广泛流行。基金家族的出现不仅会减少投资者投资基金的搜索成本,实现基金的规模效应,而且还会对基金经理造成激励的扭曲。基金个体的发展目标与其所属家族的发展目标可能产生分歧。某一基金经理的管理行为不再从自己管理的基金发展角度出发,而是立足于基金家族的整体利益,为实现基金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其管理基金的投资者利益,从而引发了新的代理成本问题。基金家族偏爱就是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投资者之间的一种代理成本。在没有监管当局的监管约束下,基金家族偏爱策略带来的收益效用诱发了基金家族的执行动机和基金经理的管理行为动机。在政府监管约束下,基金家族和基金经理的收益以及效用预期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基金家族的执行动机和基金经理的管理行为。本文旨在研究监管对基金家族偏爱策略的动态影响过程及作用原理。本文从理性人假设出发,运用期望效用模型分析监管下基金家族和基金经理的最优行为决策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基金家族根据偏爱策略带来的相对收益与所受监管的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决定是否执行偏爱策略。基金家族所受监管的监管力度越大,偏爱策略的执行概率将越小。基金经理的最优努力程度与管理被“偏爱”基金与被“牺牲”基金带来的效用相关。基金经理在第二期不能管理被“偏爱”基金时,其最优努力程度将小于第一期家族不执行偏爱策略时的最优努力程度。通过分别对基金家族的最优行为策略和基金经理的最优行为策略分析,本文从理论上阐释了基金家族偏爱策略的产生原因和其对资产管理行为产生的影响。本文也是第一次引入监管因素,研究基金家族偏爱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