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案例分析形式。所选择的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第三巡回法庭审理的一起保险公司股权代持协议纠纷案,虽然该案处理的是公司法视野中常见的股权代持协议效力问题,已存在大量理论探索及实务案例可以借鉴,本不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因该案涉及对保险行业金融规章是否影响合同效力的判断问题,在金融监管部门严防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监管背景下,金融规章是否能够借道社会公共利益对股权代持协议乃至普通民商事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因此,有必要在众多分析讨论本案的文献基础上,对本案中裁判意见所依据之理论予以辨析,并最终建构司法以公共利益认定合同效力的制度。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简要介绍案情,并归纳出本案的两个争议焦点:保险公司股权代持协议效力认定的法律依据和违反保险业监管规定能否构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二章围绕第一个争议焦点,从公司法、合同法和保险业监管规定等角度对保险公司股权代持协议效力的认定依据展开讨论,明确了金融监管规定具备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规范依据。第三章围绕第二个争议焦点,通过对保险业监管规定和其中的股权代持禁止性规定与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之间关系的探究,明确保险公司股权代持协议效力认定的内容,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类型化归纳,最终确定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准则和标准。第四章研究了金融监管规定构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认定程序,建议从认定主体与认定程序等角度进行制度构建。本文的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规定并非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金融监管规定在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方面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因此,司法机构可以遵循一定的程序以金融监管规定之违反作为评判合同效力的依据。反之,如未遵循程序性之规定,司法机构不宜直接在裁判文书中认定金融监管规定之违反构成社会公共利益之损害,进而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