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就明代官员家属犯罪惩治与明代政治之间胡关系作出了分析，论述了官员家属犯罪惩治在明代政治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官员家属犯罪惩治在古代中国的法律条文中规定很少，仅仅在某些高身份或者低身份官员的犯罪认定上以及处罚轻重上作出了规定。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定者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犯罪主体加以认定，这就造成了官员家属犯罪之后的追究很难成为一种普遍的法律行为。各种中国古代的判词中极少有关于官员家属犯罪的相关内容，但是在正史记载中我们却经常可以看到某些高级官员因为其家属犯罪导致其被追究，甚至被惩治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官员之间往往相互庇护，官员家属往往和官员具有一体性，所以一般情况下的官员家属犯罪都被官员间的默契行为所掩盖。这种矛盾的史料记载，正反映了在中国古代官员家属犯罪问题的被揭露，并加以惩治、株连的背后往往都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官员家属犯罪的惩治呈现出工具化的特征。中国古代的官员家属犯罪惩治与政治的关系基本大同小异，官员家属犯罪被处置乃至追究到官员本身的情况，大部分是受到了法律以外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官员家属犯罪的惩治与政治的关系主要限定在了明代，并且根据矛盾主体的不同将明代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古代中国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礼制社会”，《大明律》中有关官员家属犯罪的规定，无不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由于等级高低所带来的后果之不同。在明代前期，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个人能力较强，并且权力欲望比较大，这就与臣下之间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所以明代前期，借助官员家属犯罪问题牵连官员本人的行为往往都是由皇帝发起。朱元璋出于巩固统治、强化个人权力的需要，有时候会利用官员家属的犯罪问题立威和警戒他人，甚至用作诛除功臣的工具。朱棣由于得位不正，所以他即位之后对于那些曾经反对过，质疑过他即位的建文帝旧臣展开了报复，朱棣利用某些官员的家属问题作为下手工具，对那批人加以制裁。同时朱棣本人因为借助了朱元璋错误的藩王政策才成就了帝业，故他不希望其他藩王再通过同样的方法夺取他子孙的帝位，所以他在位期间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藩王的立法。同样，其中一些立法限制藩王亲属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成为防止藩王造反的工具。进入明代中晚期之后，皇帝的精力及个人能力均有所下降，明代中后期的皇帝没有能力，也不再热衷于一个人负担这个庞大帝国的所有事务。加之明代内阁制度与批红制度形成之后，在明代中后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且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皇帝本人在明帝国行政体系中的作用被降低。所以权力斗争的矛盾逐渐从皇帝与大臣直接转向大臣与大臣之间，或大臣与宦官之间。高级官员本身政治水平较高，政治斗争中直接针对其本人的攻击往往不能奏效，而针对他的一些不法家属的攻击却往往能起到一击而中，出人意表的效果。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点是延续性，中华法系自唐代之后进入了稳定期，自《唐律》之后一千三百年，直到清朝末年中国法律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有关官员家属犯罪的内容也是如此，清律几乎完全继承了明朝的相关规定，但同时也有一些新创的东西。“条例”的出现细化了官员家属犯罪惩治的条文，让清代有关官员家属犯罪的法律条文更加详实,丰满，这是清律对明律继承之后的发展。由于清朝是由满族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清律中有关旗人的条文也是清律的一大特色。清代的官员家属犯罪条文中也涉及到了有关旗人的规定，旗人官员家属能获得比汉人官员家属更多的法律优待，满汉民族矛盾在清代的官员家属犯罪条例中也有一定的体现。清代皇帝相比较明代的大部分皇帝显得更加注重对皇权的控制，所以清代前期官员之间的政治斗争不如明代激烈。即使如此，清代官员家属犯罪依然呈现出工具化的特点，不过大臣之间将官员家属犯罪问题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其利用率远不如明代。但是到了晚清，随着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清朝廷对全国局面控制已经大不如前。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逐渐尖锐，官员家属犯罪对政治的影响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