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1879-1970)是英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被评论家誉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他也被认为是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终其一生,他只有六部小说问世:《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1905)、《最漫长的旅行》(1907)、《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08)、和《霍华德别业》、《印度之行》(1924)以及死后出版的《莫里斯》。福斯特出生于中产阶级,他的小说大多数是表现爱德华时代中产阶级的所感所想。他以其深刻的社会良知和清醒的理智关注英国中产阶级的精神贫困—“发育不良的心”,并把它放在不同的“语境”中加以批判,他寄希望于自由—人文主义来拯救英国中产阶级。几乎在他所有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自由—人文主义气息。尤其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印度之行》,自由—人文主义的思想贯穿其始终,这篇小说也因此获得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印度之行》进行了解读。大多数论者认为,自由—人文主义联结观是福斯特作品及其思想的精髓。因为在福斯特眼中,工业革命是造成人与人之间隔阂的原因,只有“联结”才能给世界注入温情,最终拯救人类冷漠的心灵。可以说,他一生都在不懈地追求人与人之间真诚的联结。但若是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角度来看,笔者认为福斯特的扛鼎之作《印度之行》倒更象是一部关于隔阂、分离、对立而非有关自由—人文主义“联结”的作品。虽然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以“联结”为纽带,对东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进行探索和尝试,但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萨义德曾经说过:“在解读文学经典时,要将文本中的内容同帝国主义的大背景结合起来,揭示文本背后的各种权力因素,解构殖民文学叙事与文化文本中隐含的政治霸权。”《印度之行》从表面上,严厉批评了英国人的殖民政策和种族主义,表达了对印度人民的不幸遭遇之心;体现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但从后殖民视角来看,作者无法摆脱其固有的西方立场,小说中蕴含着浓厚的帝国意识。本文将以自由—人文主义联结观为切入点,具体探讨《印度之行》中的“联结”观失败的根本原因—文化霸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