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意象时常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并往往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尽管如此,很少有学者以英语文学多个文本中的熊为研究对象,对此开展系统性研究。本文选取5篇涉及熊的美加中短篇小说,即欧内斯特·西顿的《灰熊传》(1899)、威廉·福克纳的《熊》(1942)、诺曼·梅勒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1967)、玛丽安·恩格尔的《熊》(1976)以及道格拉斯·格洛弗的《她》(2003),旨在较为系统地探讨熊在西方文学中的文化再现、功能,及蕴含的多重伦理内涵。论文以熊意象作为切入点,熊与人之间的伦理内涵为中心。首先探讨《灰熊传》和《我们为什么在越南》中人类与熊的关系及其伦理指涉。西顿和梅勒通过对熊的描写批判了人类的暴力和残忍,在质疑和反思西方传统观念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同时,呼吁人们关注和尊重动物。然后探讨恩格尔《熊》以及格洛弗《她》中父权文化语境下女性与熊的关系及其伦理指涉,揭示了女性和熊的相似命运,认为两位作家通过对熊意象的运用折射出父权文化思想对女性的压迫和戕害,表达出对父权文化的批判以及对女性他者的关怀。最后,论文聚焦于福克纳的《熊》,分析种族歧视下黑人与熊的关系及其伦理内涵。在福克纳笔下,同处弱势地位的黑人与熊之间亦存在一种情感和精神上的契合。福克纳通过揭露白人对黑人和压迫,批判美国南方种族制度的痼疾;通过对大熊老班的独特塑造,表达对黑人他者的关怀以及黑人和白人和谐共生的伦理诉求。总之,在美加英语文学中,处在现代工业文明语境下的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并且与弱势他者形成命运共同体关系。作品中对熊意象和人熊关系的真实再现和艺术塑造既传达了作家对动物本体生命的关注,也彰显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