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适应内外环境变化对扩大内需提出的现实需求，重点在于切实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在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此，当前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突破原有基于社会公平正义视角的局限，站在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客观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基于此，本文围绕“如何科学评估和有效激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内需潜力”这一基本命题，借助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作用机理的理论模型，运用大规模问卷调查、分地区面板数据、典型区域分析等方法分别对私人消费、公共支出和社会投资进行测算，并预测总量规模和分析阶段性特征，进而提出有效激活内需的总体策略与具体对策。　　通过上述研究过程，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以消费影响因素为中间变量对扩大内需形成“四位一体”的作用机制。通过已有研究成果梳理和理论模型构建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转变，其对内需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对私人消费的急剧扩张作用，更在于对政府公共消费和投资的强大诉求，也在于对社会资本投入的巨大拉动作用。本文选择以消费影响因素为中间变量，形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消费影响因素→扩大内需”的逻辑链条，具体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旨在享有与原有城市居民相当的收入水平(I)、社会保障(S)、生活环境(E)和思想意识(C)，四者对消费影响因素中的消费能力(x1)、消费预期(x2)、消费环境(x3)和消费观念(x4)具有直接影响，进而对内需产生“正反”两方面作用:一是“主动促进”私人消费需求的提升;二是“被动要求”政府通过公共消费提升消费预期，并和公共投资以及社会投资共同改善消费环境。同时，通过对挤入挤出效应分析发现:相互间两个方面的作用力基本可以熨平，即从结果一致性看，可以认为四者相互独立、不存在交叉影响，即D=D1+D2+D3+D4。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作用巨大且呈现阶段性特征。本文通过指标遴选、问卷数据统计和面板数据分析等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后的私人消费、公共支出（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和社会投资逐项进行模拟预测和加总分析，发现:接近140万亿元的内需总量将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在2013-2030年间逐步释放，年均8万亿元左右，这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重要推动作用。若考虑住房建设需求、政府养老金补贴、基础设施投资等因素不同程度的滞后性，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内需潜力的激活将呈现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2013-2017年以社会投资为主导，2018-2030年新居民、政府和社会三主体“共同发力”，2031-2035年以新市民私人消费和政府公共消费投资为主导，2036-2042年呈现整体性缩减态势，2043-2060年政府公共消费成为内需新支撑，2061年之后居民消费和社会投资成为可持续的主要动力。据此，2013-2030年的内需总规模将将从近140万亿元缩减到115万亿元左右，被缩减的25万亿元将根据不同因素的不同滞后性在2031-2060年陆续释放。　　(3)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消费受消费预期影响最为显著。基于投资（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社会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消费服务，本文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消费作为内需潜力的重要内容进行深度分析，通过对长三角地区939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消费大样本有效调查问卷的因子分析发现:在消费能力(x1)、消费预期(x2)、消费环境(x3)和消费观念(x4)中，消费预期(x2)贡献率最大、因子权重为0.0405，消费观念(x4)次之、因子权重为0.268，消费能力(x1)仅为第三、因子权重为0.195，消费环境（x3）最低、因子权重为0.132。这与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认为的“收入对消费影响最大”的普遍观念存在差异，是一个新发现。　　(4)激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内需潜力需要整体战略转型和具体对策跟进。在现实背景分析和制度根源探究的基础上，从总体策略和具体对策两个层面系统阐述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内需潜力的激活策略，既注重整体把握和全局引导，也注重“接地气”式的操作性措施，包括“三点一线”的总体策略、“五大转变”的城镇化道路转型、“五位一体”的具体对策建议。即以实现公平发展和全面进步为根本出发点，以服务于扩大内需战略目标为现实切入点，以“集聚-扩散”双轮驱动的城乡发展为重要支撑点，以分类、分步推进为基础路线的“三点一线”总体策略;从“半城市化”到“全城市化”、从“国有资本主导”到“社会资本主导”、从“工业主导”到“服务业主导”、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以及从“行政主导”到“市场主导”的“五大转变”;包含城市就业促进机制、生存型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发展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土地权益保护和退出机制和新市民城市融入机制在内的“五位一体”的主要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