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康区学校教育的兴起，几乎与内地同步，这在动荡的川边地区实属不易之事。然而，对这段辉煌的学校教育发展史的研究，长期处于沉寂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藏学研究热的兴起，学者们对这段历史才有所关注。笔者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关于学校教育的研究成果甚少，而且其研究多集中在对清末时期康区的学校教育的探讨，对民国以来的康区学校教育问题几乎无人关注。本文力求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借助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有关理论，对该专题进行整体的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发展史进行重建，以期还原学校教育发展的原貌，由此增进人们对中央王朝（政府）在发展边疆教育政策上的了解，增强对历届治边当局于学校教育的兴起、恢复与发展上所作出的努力的认识，在丰富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对当今康（藏）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启示与借鉴。　　20世纪上半叶的康区，因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介入，使该区域的形势变得异常复杂，中央王朝（政府）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出发，先后在该区域设立了川滇边务大臣衙门、川边镇守使、川边经略使、西康屯垦使、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西康省等机构，以加强对该区域的治理。而学校教育随赵尔丰在川边的改土归流而进入，随民国初年的川边动荡而衰退，随西康省的成立而恢复与发展。本文从康区学校教育的初创时期(1907～1911)、学校教育的衰退与恢复时期(1912～1939)、学校教育的复兴时期(1939～1949)三个历史阶段对20世纪上半叶康区的学校教育发展进行整体考察与讨论。　　清朝末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揭开了川边改土归流的序幕。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赵尔丰等深刻感受到“所难者，文诰之不知，语言之不习”;“此学务之兴，所以万不可缓也”。为此，当局把兴学作为兴边的“六事”之一，并积极推动兴学工作的开展。为加强此项工作的领导与管理，成立关外学务局;为广泛宣传兴学的意义，设立劝学所;为推动学校在康区的创设，有计划、有步骤地划定设学区域;为增强课程内容与生活的联系，变通课程设置、改革课程内容;为学校教育的发展输送师资而创建了四川藏文学堂、关外师范传习所等教师培养机构。通过清廷拨款、川滇边务大臣衙门开源、社会（私人）捐资等形式，确保了兴学所需的基本经费。此外，制定奖学奖教措施，以稳定教师队伍，增强家长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经过关外学务局的努力，在短短的四年间，康区的学校从1907年的1所，60名学生，发展到1911年的119所，近3000名学生。被后人称为康区学校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　　辛亥革命后，清朝灭，民国兴。尽管中央政府也频频派出要员赴康，以维护边地的稳定，但因管理者更迭频繁，加之康藏冲突不断，学校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学生流失，致使清末以来创建的学校教育的大好局面荡然无存，到1927年时，康区有在校学生仅400人左右。24军进驻康区后，把学校教育的恢复作为经营西康的主要工作之一。采取建立健全教育管理机构，开展学校教育现状调查，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引导僧人参与兴学，编纂系列实用教材，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等措施，使康区的学校教育逐步得到恢复。尤其是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后，对学校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开展教育发展讨论，强化地方教育管理机构的职能，制定教育发展规划，进行课程改革”等，到1938年底，康区有中学2所，小学118所，在校学生3000人左右，学校教育在恢复中发展。　　1939年，因应时局的需要，筹议多年的西康建省问题得以实现。西康省政府把发展教育视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推动力量，因而，对学校教育的发展采取了多种措施。在教育行政上，建立、健全省、县、乡三级教育管理机构;制定学校教育发展的总体规划，就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可行的措施;争取中央财政对康区学校教育发展的扶持，实行省、县两级政府对学校教育的共同投入，并通过募集教育基金等措施，确保了教育所需的经费。此外，为防止学校快速发展中的质量下降，成立了省、县教育督导机构，定期对学校教育工作进行巡视与监督。在学校教育发展的具体举措上，查清学校发展现状，实行省、县共同设学，推动初等教育在该区的普及。同时，为满足儿童、少年进一步求学的需要和配合西康开发，逐步新设了普通中学、职业学校和大学等教育机构。西康省政府还在财政中划拨专款，选派康区的优秀青年到内地求学或海外深造。当局在教育上的种种努力，对康区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截止1947年，西康省有大学1所、中学（普通中学、职业学校、师范学校）47所、国民学校899所、幼稚园9所、私立学校9所，在校（园）学生达到137329人。如果以宁、雅、康三属平均分，则康区有学校300余所，在校学生至少万余人。西康省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使学校教育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初步建立起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的学校教育体系。　　综上所言，20世纪上半叶康区的学校教育，经过赵尔丰等的开创与奠基，刘文辉等的承续与发展，成为当时祖国边疆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发展有以下特征:　　（一）兴学成效显著，堪称边疆教育楷模。在文化差异较大的康区，几乎与内地同步引入了学校教育制度，实属不易。而康区的经济基础薄弱，更增加了学校教育发展的难度。因此，无论是赵尔丰，还是刘文辉，面对这样的困境，都在积极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四川的接济、中央拨款等）。除此之外，历届治理康区的当局还必须面对各种纷争与冲突，这给学校教育的健康发展平添了更多困难，这在民国初年的康区尤为突出。所以，20世纪上半叶康区的学校教育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实属不易。　　（二）重视康藏民族文化背景的兼顾。不论是清末，还是民国时期，当局在发展学校教育时，始终重视康区的文化差异，这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得到充分体现。清末，关外学务局特从成都请来张卜冲就教材编制与课程内容改革进行规划;而民国时期，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和西康省政府都十分重视课程与教材改革，专门聘请请熟通藏语的专家，组成课程教材编纂委员会，开发适合康区藏族儿童的乡土教材。在课程与教材改革的取向上，力求将国家利益与民族文化结合。　　（三）传播现代文明，灌输国家意识。不论是清末，还是民国时期，当局十分注重将现代文明成果引入康区。尽管在赵尔丰时期，从设学的目的上看是教给儿童官话，但以汉语的形式也将现代文明引入了康区;在民国时期，当局不仅在普通中小学课程内容中融入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而且，分别在康区的康定、甘孜、巴塘等地建立了职业学校，推动现代文明在康区的广泛传播和对康区儿童国家意识的灌输。　　20世纪上半叶康区的学校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值得充分肯定。但学校教育发展的历史局限性也十分明显。表现为教育价值取向上的“大民族主义”，实施过程中的“不顾边地民情”，带有明显的“语言培训”色彩，在学生求学上带有强迫性质，导致了“雇读”现象在康区的广泛存在等，这些皆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