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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因素有很多，既有消费、投资等总需求层面的，也有技术进步等总供给层面的。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则可能通过同时影响消费、投资与技术进步等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的因素，进而影响经济波动与增长。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各国政府为挽救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都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的经济政策，然而政策频繁、过度地调整及干预所伴随的不确定性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担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认为正是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步伐。就中国而言，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经济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快速增长，过去依靠低成本优势和大规模投资的增长模式已难以支撑，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时期，且面临着产能过剩、内生动力不足、系统性风险不断积累等诸多困难；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正处在深度调整期、“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尤其是来自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主张，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较大威胁。在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系统内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以及国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压力下，可以预期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仍将处于较高水平。因此，研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于保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出发，分析并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预期、信贷及资产价格渠道作用于投资、消费及技术创新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波动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别通过TVP-VAR、TVAR及GVAR等计量方法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包括时变性、非对称性及其区域差异，同时考虑了宏观经济变量间的相互溢出效应与空间相关性。此外，考虑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复杂性，以及技术创新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本文进一步通过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长期经济增长即技术创新的影响。通过以上研究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变量（投资、消费、创新及产出）的影响具有时变性，且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短期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抑制了经济主体的投资与消费，进而负向影响产出增长，但是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在不同时期影响方向不同。反事实分析显示，预期与信贷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但是资产价格渠道的作用机制并不十分明确。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在不同区制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其冲击对产出、房价与股市的影响微弱，并且产出会快速出现回弹。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处于高区制时，其正向冲击导致产出迅速下降、房价与股市波动剧烈，且影响持续的周期更长。此外，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高企容易引起宏观经济变量间的相互溢出效应即风险联动性增强，例如在金融危机期间总体溢出指数就超过了50%。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东部与中部地区产出与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大，对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房价的负面影响更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东部与中部地区产出增长迅速下将0.05%左右、投资增速降低约0.2%~0.3%，并引起中西部地区房价剧烈波动，而东北地区房价则出现大幅下降。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则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第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技术创新水平，从而负向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东部地区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溢出效应，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东部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更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一个点，将使东部地区专利总量下降0.05%左右、专利发明下降0.09%左右。而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技术创新活动，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提升、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总体而言对技术创新都有较强的正面促进作用。
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在制定或者调整政策时，应当重视政策频繁变动引发的不确定性可能给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并且可以通过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保持金融市场融资通畅、避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等方式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其次，面对经济衰退或者突发事件的冲击（例如，自然灾害或者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爆发），由于市场存在失灵，政府对经济进行合理适度地干预是必要的，但过度频繁地干预则不利于经济稳定与增长。因此，政府应加强政策的前瞻性、保持政策的协调性与一致性，避免政策的朝令夕改，以保持政府的公信力。再者，因地制宜地实施政策是必要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不同区域影响不同，且东部地区受到的负向影响更强，因此东部地区更应该重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问题。最后，政府应当致力于制度环境的改善，为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例如，减少市场直接干预、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以鼓励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出发，分析并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预期、信贷及资产价格渠道作用于投资、消费及技术创新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波动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别通过TVP-VAR、TVAR及GVAR等计量方法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包括时变性、非对称性及其区域差异，同时考虑了宏观经济变量间的相互溢出效应与空间相关性。此外，考虑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复杂性，以及技术创新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本文进一步通过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长期经济增长即技术创新的影响。通过以上研究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变量（投资、消费、创新及产出）的影响具有时变性，且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短期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抑制了经济主体的投资与消费，进而负向影响产出增长，但是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在不同时期影响方向不同。反事实分析显示，预期与信贷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但是资产价格渠道的作用机制并不十分明确。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在不同区制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其冲击对产出、房价与股市的影响微弱，并且产出会快速出现回弹。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处于高区制时，其正向冲击导致产出迅速下降、房价与股市波动剧烈，且影响持续的周期更长。此外，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高企容易引起宏观经济变量间的相互溢出效应即风险联动性增强，例如在金融危机期间总体溢出指数就超过了50%。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东部与中部地区产出与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大，对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房价的负面影响更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东部与中部地区产出增长迅速下将0.05%左右、投资增速降低约0.2%~0.3%，并引起中西部地区房价剧烈波动，而东北地区房价则出现大幅下降。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则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第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技术创新水平，从而负向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东部地区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溢出效应，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东部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更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一个点，将使东部地区专利总量下降0.05%左右、专利发明下降0.09%左右。而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技术创新活动，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提升、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总体而言对技术创新都有较强的正面促进作用。
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在制定或者调整政策时，应当重视政策频繁变动引发的不确定性可能给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并且可以通过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保持金融市场融资通畅、避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等方式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其次，面对经济衰退或者突发事件的冲击（例如，自然灾害或者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爆发），由于市场存在失灵，政府对经济进行合理适度地干预是必要的，但过度频繁地干预则不利于经济稳定与增长。因此，政府应加强政策的前瞻性、保持政策的协调性与一致性，避免政策的朝令夕改，以保持政府的公信力。再者，因地制宜地实施政策是必要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不同区域影响不同，且东部地区受到的负向影响更强，因此东部地区更应该重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问题。最后，政府应当致力于制度环境的改善，为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例如，减少市场直接干预、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以鼓励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