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委员会是在中国传统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基层组织,其根本在于传统中国的“乡土性”。这种乡土性和中国的革命环境一起,赋予了居委会独特的工作方式和行动策略。直到改革开放前期,居委会的工作一直具备相当的效率和能量。但是,现代化的进程深远地改变着国家权力的性质和邻里空间的结构。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及国家权力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另一方面,邻里空间又为现代化重新塑型。与之相反,作为国家在基层中的代理人,居委会的传统工作方式却几乎没有改变。本文发现,在国家权力与邻里空间的双向挤压之下,居委会发展出了一些独特的行动应对策略,“利益共同圈”机制正是这种行动策略的突出表现。在这种行动策略的左右下,国家权力的目标并没有得到实质贯彻,而是只执行到居委会一层,被由低保户、楼组长、老党员等“积极分子”所组成的“利益共同圈”所消化。因而,“和谐社区建设”目标的实现就受到了阻碍。以往的研究往往是从制度、法律等角度进行的,而缺乏对历史的分析和对空间的分析。本文将历史和空间的维度引入到分析之中,从组织的层面对居委会的地位及其行动策略做出分析,以便深入理解和谐社区建设的内涵,进而服务于社区建设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