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康德哲学研究的核心与中心问题，同样自由问题也是汉娜·阿伦特关注的焦点。二者都希图能够在机械论的自然决定论与唯理论似的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理论之间寻求一个中道。康德的理论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与历史地位，在于康德提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解决方式，但若从阿伦特的“行动理论”的自由观出发进行理解，从一种人学的立场，强调人作为一种开端启新的能力，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康德自然因果与自由因果相容论的自由观。本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内容为康德自由观作为一种对传统哲学自由问题的总结与创新解决，主要探讨康德哲学的自由观，以及自由问题在康德哲学发展的不同时期的解决思路与论证理路。第二部分内容为阿伦特哲学中的自由观，探讨阿伦特哲学中强调人的自由作为一种开端启新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价值。第三部分对比康德与阿伦特的自由观的异同，发现二者都关注人的行动在自由中的重要意义。本文旨在通过汉娜·阿伦特的“行动理论”入手，作为一种新的视角来理解康德关于意识与现实之间、自在与自为之间、自然因果与自由因果之间的相容论的自由观。康德哲学中，人作为理性行为能力是混合共容论与非共容论的综合的存在。而针对第三个二律背反的正反命题，康德的主张是，无论正命题或是反命题都是正确的，成立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结论中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持久地加以思考，它们就愈是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在我心中的道德法则。”阿伦特认为，对自由问题的最大澄清要归功于康德以及他的洞见：内知觉和内经验领域并不比我们用于理解和认识世界的外感觉更能确证自由的存在。而哲学家最早开始表现出对自由问题的兴趣，是在人们已经不再能从行动和与他人的中体验到自由，只能在意志和与自我的交往中体验到自由的时候，简言之，在自由变成了自由意志的时候。从那以后，自由成了首要的哲学问题，如此的自由也被应用于政治领域并因此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传统哲学把自由等同于自由意志，在政治上把自由与主权视为等同的，是其产生的影响最大、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这会导致对人类自由的一种否定，即一旦认识到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自主的时候；或者导致这样一种结论：要得到一个人、一个团体或一个政治体的自由，就要牺牲所有其他人、其他组织的自由，即以主权为代价。确实，在传统政治哲学的框架内很难理解自由和无主权如何能够共存，或换句话说，人们如何能在无主权的条件下被赋予自由。但事实上，不能因为人的无主权的事实就否认自由，这是不符合现实的，也是危险的，正如仅仅因为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有主权，就相信他或它是自由的一样。阿伦特重视分享世界，强调行动是在公共领域中展开实现的。而在公共领域中行动是指，行动是自我与他人的共同在场关系而发生的，但却不是受他人约束，或被自身的肉体、生命所束缚，摆脱了一切为了维持生命或谋生的目的。在公共领域中，人与人之间都展现了自身最大限度的潜能，人们之间互相观察沟通，他人是自我实现自身的保证。其中，“言谈”是“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言谈使得人们展现自身成为可能。同时，言谈还具有政治意义，不同于政治中的暴力手段，言谈所体现的妥协、协商就是政治主要的方式。阿伦特普遍为人所知的一句著名论断是，“平庸的恶足以毁掉整个世界”，这一论断强化勾勒出了盲目性的行动所造成的危险后果，强调祛除盲目注重思考在每个人的行动中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也是思考集权主义的基础即群众问题的结论。在对集中营战犯艾希曼的庭审过程中，阿伦特不禁思考，为何在极权主义的运动中，希特勒可以成为所有人的独裁者，而类似艾希曼这种平凡的普通人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整个专制政体的支撑要素的。阿伦特得出结论认为，由每个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的思考的匮乏是整个恶行的根本原因。当然在很多人看来，阿伦特的理论有很多欠缺严谨的地方，这种指控一直没有消失过。但是重要的是，阿伦特是一位勇敢地介入现实的哲学家和人道主义者，她的思考的价值不仅在思维的领域发光，在现实公共性的领域也熠熠生辉。她确信，真正的思想者不在于完成，而在于打开。阿伦特的哲学旨趣不是寻求终极真理，而是号召人们思考与行动，她自己一样在思考中展开行动，这是阿伦特不同于传统学者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