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是西周时期重要的诸侯国,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春秋时期。而晋国历史,特别是西周时期,文献记载相对较少,一些重要问题至今晦暗未明。晋侯墓地出土大批有铭铜器,关乎晋国早期历史诸多重大问题。为此,很有必要系统整理晋铜器铭文.　　 本文通过系统考察晋铜器铭文,在对其编年释义的基础上,尤其是对关键铜器铭文,充分阐发铜器铭文的涵义,最大地发挥其价值,并能对传世文献进行印证与补充,促进晋国史与西周史的深入研究.其要点如下:　　 首先,对晋侯墓地进行综合研究。就晋侯墓地各组墓的年代序列及时代范围,各组墓墓主及与《史记·晋世家》的对应及晋侯墓地与《史记·晋世家》的可靠性三方面进行了论述。通过考察各组墓所出器物,我们同意发掘简报和李伯谦先生的排序。通过类型学分析,结合铜器铭文,认为其年代范围为西周中期的穆王早期到东周初期。　　 梳理学界的研究成果,利用各墓提供的信息以及联系文献记载,认为各组墓墓主及与《史记·晋世家》的对应关系为:M114、M113(武侯及夫人)→M9、M13(成侯及夫人)→M6、M7(僰马)(厉侯及夫人)→M33、M32(喜父)(靖侯及夫人)→M91、M92(对)(厘侯及夫人)→M1、M2(())(献侯及夫人)→M8、M31(苏)(穆侯及夫人)→M64、M62、M63(邦父)(文侯仇及夫人)→M93、M102(昭侯伯及夫人)。　　 晋侯墓地发现後,或认为晋侯墓地的发现,证明司马迁《史记·晋世家》所列西周晋国世系是正确的,或认为《史记·晋世家》所列西周晋国世系有较大疏漏。我们由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考察西周各国诸侯世系和侯数,经细致分析,指出《史记·晋世家》所载西周晋国世系及年代是可靠的。　　 其次,通过对传世和考古发掘出土晋铜器铭文进行综合梳理,共归纳九十四组铜器铭文,主要运用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相结合的方法,按时代顺序进行编年,大致推定铜器铭文年代,并进行铭文释义,尽量阐发铭文内涵。　　 最後,晋铜器铭文如晋公()、()公簋、晋侯苏钟,涉及唐叔虞的身份、爵称、唐与晋的关系以及《史记·晋世家》所记晋侯世系、年代的可靠性等。为此,充分联系文献,针对这几方面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得出以下认识:　　 晋公()铭反映不出唐叔虞是武王之弟,只能说明武王在世时,唐叔虞已经成人,已能辅佐武王。传统文献的记载是可靠的。　　 我们认为燮父“侯于晋”後称“晋侯”,爵位是“侯”。“侯于晋”之前爵位是什麽,文献没有记载。若要依据觊公簋而认为燮父在“侯于晋”前称“唐伯”,从而说明燮父的爵位是“伯”,必须找到坚实的证据。所以,其父叔虞能否称“唐伯”是有问题的。我们倾向於唐叔虞的爵称是“侯”,燮父将国号由唐改为晋,爵位并没有变化。此外,通过考察传世文献与金文材料的记载,我们认为觊公簋的“王令(命)易(唐)白(伯)侯于晋”,只能说明燮父将国号由“唐”改为“晋”,得到了周王的重新册命,或者必须得到周王的册命,才能将国号更改。　　 晋侯苏钟出土后,在学界引起很大争论。晋侯苏是晋献侯还是晋穆侯,“王三十又三年”之“王”是厉王还是宣王,目前认识遗相当分歧。多数学者从历法出发,认为晋侯苏钟之“三十三年”是厉王33年。但是目前我们对西周历法的认识还相当有限,用历法来解决铜器的年代问题,尚缺乏许多条件。再者,学者多认为晋侯苏是晋献侯,“王三十又三年”是宣王33年。面对《史记·晋世家》和《年表》的矛盾,提出种种设想,其中,王占奎先生将共和14年并入宣王纪年,认为共和元年即宣王元年,再加上殇叔的4年并入穆侯或文侯,试图弥合矛盾。王占奎先生的解释得到多数学者赞同。另外,王晖先生提出晋文侯元年不是《史记·晋世家》和《年表》所说的当周幽王2年,而应往後推10年,以否定《史记·晋世家》献侯以後的纪年来弥合矛盾。通过考察,我们认为晋穆侯伐条、千亩与周宣王伐条戎、伐千亩之战并非一回事,共和14年不能并入宣王纪年,殇叔纪年也不能单列,晋文侯年代遗应从《史记·晋世家》所记。这样,试图证明晋侯苏是晋献侯的观点就无法成立。如果我们放弃晋侯苏是晋献侯的观点,相信晋侯苏是晋穆侯,就不需要弥合这种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