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之在社会文化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现代主义时期文化特征的新征兆。于是,人们逐渐开始用“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来把握那些产生于现代主义文化中却对逐渐走向衰弱的现代主义文化表现出怀疑和对立的新的文化特点。西方人文理论家倾向于根据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其出现的时间对二者进行历史时期的划分,这种分期主要着眼于两个方向,一是从历史纵向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整体社会的角度划分出“后现代社会”,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等；二是从不同类别的横向的具体表现为不同现象的文化特征的角度划分出“后现代主义文化”,如伊哈卜·哈桑的“不确定的内在性”、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叙述危机”论等。传媒手段的革新和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使后现代主义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并在大众文化领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后现代主义在一种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中反映出当下社会复杂多元的现实,并希望通过对以现代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体制的否定和反叛,以颇具自我毁灭感的特立独行的精神表达对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以唤起人们对当代新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反省。在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后,后现代主义回归冷静的思考,在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中描绘出后现代世界的理想画卷,通过对生态科学、稳态经济和共同体发展的设计和展望表达出一种平等博爱的生态构建维度和对道德价值感的追求以及对内在联系的世界中人类创造性的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