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许多美谈佳话的“入宋僧”，广义上包括两宋时期渡海来华的所有日本僧侣，但本文聚焦于北宋时期来华求法巡礼的裔然、寂照、成寻及其随同，追寻他们的足迹，考察他们入宋前后的国际和国内背景，评述他们在东亚历史上的影响。 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认为：9世纪末遣唐使废止之后，日本陷入闭关锁国状态，只有少数僧侣偶尔获准出国；大致同一时期，日本的“国风文化”得到了繁荣发展；入宋僧与为了镇护国家而渡海求法的入唐僧不同，以祈求消灭罪障和往生极乐为目的，属于私人性质的圣地巡礼。 针对这些占支配地位的传统学说，本文前半部分，首先论述9世纪以后随着唐朝国力渐渐衰弱，引发东亚国际体制和日本军事、外交等制度的互动变化；其次廓清日本采取对外开放(非闭关锁国)政策，与海外的交流逐渐频繁起来之轨迹，同时涉及入宋僧研究中很少有人关注的日本佛教的独特发展(显密佛教的形成)。论文后半部分，在前半部分时代背景分析的前提下，复原9世纪中叶以后入唐僧求法巡礼的史实，通过比较唐宋时期来华日僧之异同，探讨裔然、寂照、成寻等入宋僧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更具体地说，在论文前半部分，否定了“律令制崩溃和闭关锁国政策”即为入宋僧时代背景的学术界主流观点。日本的律令国家体制，是7世纪后半时期为了抗衡唐朝和新罗的军事威慑而采用的军事国家体制；8世纪末期，随着唐朝国力衰退和军事威胁减少，日本放弃了这种劳民伤财的体制，此后经过一个世纪的摸索形成新的国家体制。 在律令国家体制的解体过程中，形成了“渡海制”和“年纪制”等开放的对外关系制度的框架，僧侣不按照政府的留学制度就可以出国。同时，因为国家减少了对寺院、教团的制约和保护，佛教界凭借密教化争取贵族和平民的归依，希望以此获得自立。以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入宋僧的宗教背景是悲观的末法思想和现世否定的净土宗，事实上在镇护国家和现世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后世安乐的显密佛教的历史发展，才是入宋僧的真正背景。 论文的后半部分，通过与入唐僧及入五代僧的对比，阐明裔然、寂照、成寻的入宋意义。与入唐僧为国家求法不同，以前一直认为裔然入宋目的是私人巡礼；事实上，奝然的入宋目的是以日本统治阶层和教团的支持为背景的“求法巡礼”。从这个角度来说，入唐僧和入宋僧并无二致。 然而，唐朝的废佛造成中国佛教的衰落，并对日本的显密佛教交融产生影响，使得中日两国的佛教产生了距离，所以入宋僧的求法因素有所减少，为在佛教圣地获得直接感悟而进行巡礼成为主要目的。 与入唐僧只是被当成个人访问来接待相比较，入宋僧则受到了皇帝的接见并赐予紫衣和大师号，作为朝贡使来接待说明中国方面的政策发生变化。裔然入宋回国后，一度遭受政治上的挫折；寂照和成寻一直留在宋朝，在宋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关于这个时代的中日交流，中国方面几乎没有保存第一手的原始史料，相关研究未成气候；日本方面虽然保存比较丰富的资料，但相关研究也不能说非常充分。笔者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发掘千年前先辈们“求法巡礼”事迹，别有一番感悟在胸；期待这篇论文对中日两国的宋代中日交流史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