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也愈发严重。尤其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它不但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受到污染,而且还要承担着城市污染的转移。在此背景下,一些村庄的农民已经开始通过集体抗争表达不满,值得警惕的是,此类事件正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一方面,基于西方文化发展出的“资源动员”等范式并不足以解释不同文化下的农民的集体抗争;另一方面,从“精英主义”范式研究农民的集体抗争存在诸多的理论盲区。本研究在实地访谈的基础上,从社会转型与“底层研究”的视角,对农民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动力进行探讨,以此揭示农民集体行动的基本逻辑。　　 本研究的基本发现是:农民之所以参与集体抗争源于“利益驱动”及其“不满情绪”,而农民参与集体行动将面对“农民的内部分化”和“地方政府的管制”的困境。即使面对这些困境,快速转型造成的“政治机会”、“熟人网络—新型传媒”动员网络与基于社区同质性的“认同建构”仍然具有促发农民集体行动的潜力。　　 首先,环境污染导致了农民的生存危机,强化了农民的不公平感和不满情绪,当不满情绪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农民就会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　　 在有一定利益补偿的情况下,农民并不是简单的排斥在村庄的周围设置化工企业。但是,如果求偿未能,农民可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地方政府在农民的环境诉求过程中处置失误或失当,极容易引发农民的不满,进而导致更为激烈的抗争。　　 其次,“农民的内部分化”与“地方政府的管制”是阻碍农民集体抗争的重要因素。农民的在政治地位、利益获得和收入与关系资源的差异会影响其行动选择。在村庄中,村庄的政治精英(村干部)、能够从污染企业中获益的农民群体一般不会公开参与集体抗争,而资源丰富,有其他选择的村民也未必会参与集体抗争。　　 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下,某些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了“政商”分利集团。同时,地方政府又承担着“社会稳定”的责任。因此,“影响经济发展、破坏地方稳定”的农民集体抗争(无论是对企业还是政府)会受到地方政府严格的政治管制。而对抗争“组织者”的惩罚,通过法律和话语手段反制抗争行动是政府采取的主要手段。　　 第三,在快速转型期,“作为一种强势国家话语的‘法治’与‘和谐’”、“媒体的开放性”、“分化的行政体系”三个因素都能为农民的集体抗争提供了“政治机会”。　　 基于既有熟人关系的动员网络与新型媒体网络及其两者的结合促发了农民的集体行动。依附在日常生活网络的动员网络,有利于沟通信息、强化认同,降低行动成本并克服“搭便车”的困境。而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型传媒在农村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也使得对手更难监控其行动发展。而当这两种网络结合起来的时候,就组成了“熟人网络—新型传媒”动员结构,其动员将会更加快速、扩散性更强,这使得集体行动得以迅速的形成。　　 地理空间的接近,容易形成地域共同体;人生经历背景的相似或相同,易形成身份共同体;面临处境的相同,易形成命运共同体。在这样的同质性社区(族群)中,日常仪式不但创造认同,而且直接参与动员。而通过公共话语的型塑、劝说性沟通、共识性危机的建构,农民的集体认同与集体意识得以建构或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