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宏观环境变化程度不断升级、科学技术持续发展的“超竞争”环境下,企业在稳态环境中形成的静态平衡不断被打破,原有竞争优势已不能应对日趋变化的外部环境。因此,企业迫切需要重构适合不同市场环境的能力体系,增强其对外部不确定性环境的感知能力和适应能力。而传统的资源基础观不足以解释企业如何在诸多变化的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鉴于此,学者们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概念来表示企业感知变化、整合、构建和重组内外部资源以提高营运效率的能力,解释在新生劣势和高度不确定环境下企业如何获取并保持竞争优势(Teece et al.,1997)。知识管理理论指出,知识创造为企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新知识,成为解决企业动态能力问题的新逻辑起点。然而,已有研究仅强调知识对于动态能力的重要性,随着知识的异构性和模糊性愈加明显,企业对新知识的饥渴需求与组织行为的矛盾凸显,新知识如何转化为动态能力的研究任重道远。学者Eisenhardt&Martin(2000)曾根据惯例基础观(Routine-based view)指出动态能力是一系列组织惯例的集合,惯例成为解释知识向动态能力转化的重要元素。由于环境变化的瞬时性和复杂性,组织惯例也需要根据环境变化做出改变以减少组织行为发展停滞与环境变化之间的不匹配问题,故而组织惯例更新应运而生,成为影响知识创造和动态能力之间关系的新节点。在组织惯例不断更新的基础上,企业新创造的知识逐渐转化为应对变化的动态能力。因而,探究组织惯例更新对知识创造和动态能力关系的影响极富价值。近年来,关于知识创造的研究在学术界异军突起,学者们对其也愈发重视。组织文化、领导者行为和能力、企业导向、组织学习等属于组织内部元素的因素对知识创造的影响研究较多,而从组织外部资源视角剖析知识创造影响因素的研究匮乏。知识创造是一个较为系统的概念,既受企业原有知识存量的影响,又借鉴外部资源的推动,成功的知识创造需要打破传统的内部资源重组固化模式,及时利用组织外部资源创造新知识。然而,获取知识创造所需的外部资源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仅凭自身的力量,企业很难在突变的环境下有效从外部获取有价值的知识。社会资本的存在消除了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的模糊性,可以提供适合企业实施知识创造的条件和资源。个体或组织等行为主体利用社会关系而具备的资源即为社会资本,对企业拓宽知识基础、实现知识突破十分关键(Inkpen&Tsang,2016)。同时,当前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升级体制提供了适合本文相关研究的一片沃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甚至不同组织之间对各种社会关系十分重视。对于组织来说,社会关系体现在不同行为主体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结之下,在某种程度上是组织实现正常运转的保证。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当前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化剧烈的情境下,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结合知识管理理论、惯例基础理论以及动态能力理论,旨在解决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促进企业创造新知识并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构建与知识创造相关的前因和后果理论模型,探究社会资本、知识创造、惯例更新、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围绕两条主线:社会资本—知识创造以及知识创造—动态能力,重点关注三个问题:社会资本不同维度之间是否具有关联且对知识创造的作用路径是否存在差异;知识创造在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之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知识创造影响动态能力的边界条件(组织惯例更新的调节作用)。针对上文提出的研究问题,本文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获得了375份有效问卷,综合运用SPSS22.0、AMOS21.0、LISERL8.70以及PROCESS3.2等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为:(1)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之间相互关联,且对知识创造的作用路径各异,存在结构性效应。即结构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认知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关系型社会资本;同时,结构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分别积极影响知识创造,但认知型社会资本对知识创造不存在正向影响,认知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可以作为结构型社会资本与知识创造之间的链式中介变量。(2)知识创造在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而且知识创造中介作用的实现以认知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为前提。即认知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和知识创造在结构型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关系型社会资本和知识创造也可以作为结构型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之间的链式中介变量。(3)知识创造对动态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组织惯例更新正向调节知识创造与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结论将完善并丰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处:第一,本研究对社会资本的内部结构及其对知识创造的结构性影响进行了分析与验证,丰富了社会资本理论。已有研究认为结构型、认知型、关系型社会资本之间互不影响,且三者分别与知识管理过程的直接关系研究较多,如结构型社会资本与知识转移(Filieri&Alguezaui,2014)、认知型社会资本与知识吸收(García-Villaverde et al.,2018)、关系型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张生太和刘露露,2018)等,忽视了三者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未能全面揭示社会资本的内部结构,导致无法深入分析社会资本对知识创造的结构性影响。本文根据社会资本理论,聚焦社会资本的内部结构研究,重点关注结构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它们对知识创造的不同作用路径,完善了与社会资本内部结构相关的研究。第二,本研究把知识创造作为连接社会资本和动态能力的关键变量,聚焦知识创造在社会资本和动态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明确了社会资本对动态能力的作用机理。已有研究强调社会资本对动态能力的直接影响(Blyler&Coff,2003;Zheng et al.,2011;刘力钢等,2017;Lee et al.,2018),忽视了知识创造在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之间的桥梁作用。本文从资源—行为—能力视角,全面检验了知识创造在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不仅拓展了动态能力形成机制研究,而且为知识创造相关研究提供新视角。第三,本研究引入惯例更新的概念,将其作为知识创造与动态能力之间的调节变量,完善了动态能力边界条件研究。已有研究较多聚焦知识属性、知识管理过程与动态能力的关系分析(Bitencourt et al.,2020;卢启程等,2018),对于知识如何转化为动态能力的研究不足,忽视了惯例的隐性作用。本文从惯例视角出发,结合知识管理理论,将惯例更新作为知识创造和动态能力之间的关键调节变量,明确了知识创造如何影响动态能力的边界条件,丰富了动态能力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