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自1921年10月15日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之时,便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并在上海社会各界或扬或弃的声音中,顺势成为了当时的标志性文学事件,一时之间成为热点话题,在新文学初期的社会精神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结构性作用。而借由其争议性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亦足以构成一种"《沉沦》现象",以致小说集《沉沦》超越其本身"文学文本"含义,而另赋予其自身"社会文化文本"之双重内蕴,此偶然现象中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背后复杂的内在机制,实在值得关注与探究。同时,文学作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文学生产、文学出版、文学阅读与文学消费这一动态链中实现着重构与新变,而读者与出版两端,尤其是普通读者方面,更使《沉沦》的"症候阅读"成为一种可能。因此,本文试图突破以往"作家一作品"二元对立的"内循环"研究框架,关注普通读者的阅读心理与接受视野,将短篇小说集《沉沦》这一特殊的文学事件作为切入点,以小见大地透视其现象背后个人、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以期还原新文学初期,以"《沉沦》现象"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下的阅读风貌与文学生活。本文试分四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探讨作为文学事件的短篇小说集《沉沦》的文本生成过程、文学传播网络及其出版后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第一节选取小说集《沉沦》中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与其他几种具有典型关联的文学文本进行细节对照,考察其间的承续关系,在文本生成过程中发见其后来引起轰动效应的因子与注脚;第二节则通过展现于小说集《沉沦》出版前的两部文学翻译作品在社会中的接受情况,考察小说集《沉沦》文学接受的文化氛围,及其对读者阅读所起到的导向作用;第三节凭借大量史料回到小说集《沉沦》出版之时的历史现场,复原文本遭到"冷遇"与"热捧"的历史场景,以此凸显小说集《沉沦》在新文学初期,特别是在文学青年的社会精神生活中所起到的结构性作用。第二章旨在勾勒1921年新旧转换的重要历史节点下,小说集《沉沦》接受语境中新文学初期的历史文化情势。第一节借由1921年沈雁冰接手《小说月报》与《礼拜六》复刊这一文学背景,考察当时真实的文坛景况,以及新旧两派争夺文化市场过程中的读者文化心理;第二节考察以上海泰东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人"趋新"意识背后的文化选择,其寻找新旧平衡点过程中的文化纠缠与挣扎,顺势为读者的阅读接受埋下了伏笔;第三节论述小说集《沉沦》文本本义在新旧转折时代所体现的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与分离,再借由读者对"性"与"政治"的阅读体验的考察,发见其置身于文化进退、道德真伪之间所生发的文化焦虑心态,并于阅读过程中重又与时代建立联系。第三章在"作家—读者"视阈下,探讨两类主体在情感场域中的共时性心理,并以此考察作家与读者二者间的情感"共振"效应与精神"聚变"反应。第一节考察作家由士大夫阶层转换为智识阶层的文化心理,而其特殊的文化杂糅身份则为读者群体的"精神皈依"新增意义与表征;第二节探讨郁达夫"侨易"回国之时的文化处境,揭示其与小说主人公、文学青年之间的内在精神联系;第三节考察小说集《沉沦》传播过程中,身为编辑的郁达夫所运用的文化策略,继而探讨作家所属文化群体"异军突起"表征之外的"弱者自居"文化风貌,及其与文学青年接受心理的契合之处,并以此还原"弱者—英雄"模式的生发机制。第四章在"作品—读者"视阈下,围绕个别争议性论题,结合专业读者对小说集《沉沦》的批评,着重探讨以青年读者为主的"普通读者"的阅读接受情况。第一节通过将小说主人公等同于作家的"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揭示作家与读者"视野融合"的接受现象;第二节借由更为自觉的专业读者对"灵"与"肉"孰轻孰重的探讨,反衬文本对"普通读者"所具有的"超越视野"内质;第三节则在"灵肉冲突"议题的延伸话题"性道德"的三次讨论中,引出"普通读者"的小资产阶级身份,发见其个人语义包裹下的文学趣味,及其进入"文学公共空间"实现自我想象的文化意图。结语中,本文展现小说集《沉沦》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不仅意在复原当时的一段文学历史,且旨在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探索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生活史"研究的可能性,并考察其新的文学史意义。以往的现代文学史书写中通常忽略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其"话语权"往往掌握在少数专业学者手中,而缺少对普通读者接受行为的探究,对新文学与社会生活间的互动考察则更乏关注。而本文意在凸显的对群体性"文学生活史"的研究,则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文学史更为"立体"与"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