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疫苗的不公平分配使得药品专利权和公共健康之间的矛盾再次升级。而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作为一种限制手段,在平衡药品专利权人和公共利益,缓解全球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保障药品可及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自《专利法》颁布以来,我国未曾实施过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本文通过探究国际法视野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发展以及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专利法的修改历程寻找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处于零实施状态的原由。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关乎国际贸易,更重要的是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政策定位模糊,立法层面存在许可事由不明、主体限制严格、专利权人权利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另外与之相配套的药品行政管理制度也不完善,缺少专门的强制许可药品质量监管和事后救济机制。后疫情时代,全球公共健康安全治理理念的强化使得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愈发成为保障公共健康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订完成意味着药品专利保护的加强,同时也代表我国正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而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仍停留在2008年《专利法》的内容,无法适应当前国内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因此建议从政策定位、制度构建、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相配套制度三个方面对此加以完善。政策定位上,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纳入医保谈判中,采取直接实施与谈判相结合的方式。制度构建上,根据适用目的完善药品专利分类实施;厘清法条之间逻辑关系,明确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条件;扩大申请主体的范围;同时简化申请以及救济流程,以便公共健康面临威胁时能够快速启动。另外建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许可费的区分补偿机制,明确许可费费率,保障专利权人的利益。最后,建议药品行政管理中建立专门的强制许可药品质量监管和患者事后损害赔偿特别处理程序,以配合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