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是我国史书编写体例的一大创新,兼有编年体和国别体的优点,对我国的正史创作意义深远,同时也刺激了杂传、类传、别传等史传作品的产生,并使之有小说化的倾向。　　 除去绪论和结论,本文将从正史、类传、野史小说类、别传、杂纂类等类别,选取经典代表作进行阐释,探讨纪传体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汉书》是《史记》之后的纪传体正史,而且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继承并完善了纪传体体例。《史记》是专传、类传、合传的统一。列传的篇名,以姓、字、官、爵位标识,《汉书》则统一处理,整齐有序,十志对八书的整合,固定传赞位置和叙事形式,改变《史记》平实的语言风格,代之以华丽端庄的语言,完善了书志体的典章制度史体例,使之更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此后,纪传体成为后世正史竞相采用的体例。　　 《史记》将记录焦点转向人的做法,启发了继司马迁之后的汉代文人,改变了以往史书以历史大事为核心的面貌,出现了诸多以人为中心的作品,如《列女传》、《吴越春秋》、《飞燕外传》等。这些作品直接或间接继承了《史记》的纪传体体例,并对其有或多或少的发展和创新。如《列女传》将列传从纪传体中抽离出来,又是首次为女性独立列传,具有极强的文体价值和史料价值。别传将纪传体中的“世家”或“列传”,单篇独立出来,仍是以某一人物为中心,杂记与此人相关的遗闻逸事,运用虚构和各种修辞手法,来塑造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不少作品因此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这样的史传作品更像是后世的小说。杂纂类作品继承《史记》“以类相从”选取合传人物和事迹的原则。围绕某一主题选取故事材料的编排方式,对后世小说丰富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意义重大。　　 这些作品一方面继承纪传体体例,另一方面对《史记》塑造人物手法有所创新,使得这些作品本身具有较强的小说成分,有些已经非常接近后世的小说。由此可见,纪传体的体例对《史记》之后汉代正史和文学作品具有深刻、广泛而全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