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进入“新常态”，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也成为时下学界的焦点。而在具体的产业内部，产业增长方式在朝创新驱动方向稳步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朝经济“服务化”方向迈进，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主的战略新兴产业正在崛起并走出国门，不断打入全球市场。这一系列产业发展所涉及到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行业出口状态均指向同一个目标——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民收入水平;转型期的产业发展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收入问题，产业兴旺居民收入才能提高。笔者发现2009年之后，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情况有所缓解，在2008年全球金融之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却是一直处于高位。这说明，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调整了收入差距，是否是产业发展的新变化优化了收入分配。因此，在国内国际环境发生较大转变的时期，笔者认为有必要系统地梳理产业发展与收入差距间的关系，这有助于决策者以及研究人员更为全面地把握收入分配状态，为下一步的扶贫开发工作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索产业发展与居民收入差距间的关系。研究有助于完善产业经济学与收入不平等间的关系，厘清产业发展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收入差距的，大小又是多少？产业发展本身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几乎涉及到了产业从产生，到成长，继而进化过程的方方面面。因此，本文总结了产业发展过程中四个主要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相关经验分析也为政府在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问题上提供决策依据。　　本文首先考虑产业政策与收入分配间的关系，实质是在探讨发展一元论问题，到底是市场竞争还是政府政策导致了收入差距？本文试图调和这一根本对立的观点。通过加入了产业政策因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从理论上将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工资影响分解为补贴转移效应与竞争效应两种机制，并提出如下假说:企业将部分政策补助用于生产，此时支付的更多工资等同于财政的直接补贴;同时，企业工资水平也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产业政策通过促进或抑制行业竞争改变企业效率，从而对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一种间接影响，即竞争效应。通过1998-2007年中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对理论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式”产业政策通过抑制企业效率带来的负向竞争效应超过了正向的补贴转移效应，最终造成企业工资水平的下降;然而，一旦产业政策的施行促进了行业竞争，竞争效应则为正，那么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本部分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经济改革过程中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的影响，丰富了企业工资的相关研究，并对推进企业工资体制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其次，文章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展开，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度量方式刻画上述两个指标，并将之与居民收入差距联系在一起。对于全国以及各省基尼系数的测算，则借鉴万广华(2006)的方法，通过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分组情况估计收入分布函数，在此基础上生成全国及各省市区的居民微观收入数据，并以此测算基尼系数。通过上述两个较为科学的测算方法，本章考察了改革开放至今(1978-2015)约40年的产业结构变迁与居民收入差距数据，研究主要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收入分配具有积极的改善效果;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清晰，而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界，之前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会扩大收入差距，而之后则有缩小收入差距的趋势。本章研究的结论启示也较为清晰，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的时候，应该注重三次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同时密切关注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有可能的收入分配恶化现象。　　再次，文章基于HIR(2010)理论模型的预测，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3-2013)，借鉴Lemieux(2006b)测算各行业内部的工资残差不平等（组内差距），并匹配《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3-2013)中各行业的特征以及贸易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中国工业出口强度与行业内部工资不平等的非单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工业特征变量之后，出口强度与工资不平等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工资不平等首先随着出口强度的增加而上升，到达顶峰之后逐步回落，实证结果在多项扩展研究中表现稳健。进一步利用DFL(1996)方法将不平等分解为价格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发现价格效应是导致不平等变化的主要因素，所以出口主要是通过改变了劳动力技能回报的渠道影响了不平等。本部分的结论展示了中国工业出口行为与工业内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中国的深化改革离不开扩大开放，中国工业发展需要瞄准精加工、提升产品质量这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加强人力资本投入水平，以此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从而达到提升出口强度、获取出口工资溢价继而提高行业整体收入水平的目的;同时，也能够降低行业内的收入分化，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促进整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上述三个因素启发文章继续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员工工资水平间的关系，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才是劳动力工资增加的长效保障。文章通过《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报告的2004-2007年企业在职培训费用作为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代理变量，采用“实验组-控制组比较”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发现:在控制了企业本身的绩效水平之后，选择做员工培训的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员工工资上都比不做员工培训的企业要高;本部分进一步探讨人力资本投入强度与员工收入的因果关系，在采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有效控制内生性之后，发现人力资本的投入有助于提升企业员工工资水平，但是并不是越多越好，这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以及内外资企业中有所区别，需要因地制宜地选择最优投入水平。　　全文最后进行了总结，给出了研究结论以及相关的政策启示，包括转变产业政策施行方式;推动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协调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大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给出了本文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展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