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受到内外环境的冲击,内部经济增速放缓,发展改革推进艰难;外部由于美国加征关税,发动贸易战争,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封锁和打压。同时全球经济逼近天花板,逐步进入存量拼杀阶段,在此大背景下企业经营发展状况也在发生着改变。但企业在受环境影响的同时,其自身的经营管理才是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企业的管理除了在生产经营方面之外还在于解决内部的治理问题,经营发展能力决定了企业能“走多快”,而公司治理能力决定了企业能“走多远”。股权激励作为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其能够有效的缓解企业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影响企业决策等等,因此饱受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与此同时,企业融资问题也是当前学者研究的一个焦点方向。在我国,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是上市公司融资的主要手段。债务融资虽然相比于股权融资会增加财务风险,但并不会像股权融资那样削弱股东的企业控制权和分享企业税后利润,因此合理使用资金杠杆可以帮助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在融资成本方面,股权融资的成本一般来说会高于债务融资,债务融资只需定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同时根据企业资质和经营发展规模的不同,债务融资成本存在差异,除了企业自身,债权人对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也具有一定话语权。如何使企业与债权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并达成共识,是企业融资过程中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由于债权人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股权激励作为良好的传递信息方式,能够向债权人传递出公司治理信息。然而另一方面实施股权激励后,企业高管的风险承担和盈余管理动机同样也会相应增加,债权人此时应该更加谨慎为防范风险寻求更高溢价。那么股权激励究竟会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呢?为了探究上述问题答案,本文依托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展开研究。本文从股东、管理者和债权人三方角度,通过规范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文献研究的基础,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激励理论、信号传递理论、风险承担理论等分析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然后为验证预先提出的假设,采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在2012年至2018年间历史数据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股权激励强度的提升,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会随之降低。这说明企业通过实施高管股权激励方案向债权人传递出积极信号,减少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利益,同时也保证了债权人本身的资金安全,营造双赢。进一步讨论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来看,高管股权激励对非国有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更加显著,而随着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强度的提升,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却随之增加。这说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债务融资时往往拥有更多的信贷优势,同时受到的融资约束较少。债权人考虑资金定价的起点与角度不同,股权激励对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信号传递效应受到抑制,从而由于实施股权激励会增加高管风险承担动机以及企业未来经营和业绩的不确定性而造成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债权人在考虑非国有企业时,则会更加重视实施股权激励传达出的积极信号,减少信息不对称。若区分激励方式来看,采用限制性股票更能发挥出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效应,而股票期权这种方式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之间没有明显相关性。本文认为行权方式采用股票期权本身实施风险较大,债权人为防范风险倾向于选择实施限制性股票的企业,同时对使用股票期权的企业增加融资条件或者提高资金定价。若区分企业股权集中度来说,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中,股权激励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而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由此可见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会削弱股权激励的积极效应,大股东有更多机会进行盈余操纵和财务舞弊。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会使股东之间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减少内外界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分析在模型中引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指标之后,股权激励强度和内部控制质量的交乘项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为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信息能够有效增强股权激励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