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在汤一介先生提出的先秦三种诠释类型基础上，引入西方诠释学理论为参照体系，针对汉代《诗经》经学诠释学划分出三种诠释类型，并总结了两种诠释学在汉代消长与融合的趋势。　　 具体来讲，论文以《史记》、《汉书》、《毛诗》为文本线索，总结出：一，“断章取义”的诠释类型，主要见于《史记》和《汉书》直接引《诗》的情况，以《汉书》为典型，《史记》此类诠释类型较少；二，补充、解释历史事件的诠释类型，这一诠释类型在《史记》中更为典型，突出表现在《史记》某些篇章依据《诗》改编而成以及提及《诗》时多与历史背景和人物背景的交代有关；三，名物训诂的诠释类型，及将《诗》作为百科全书对事物进行解释，这种类型的存在较多，见于《史记》、《汉书》和《毛诗》，且不但出现在正文里，也大量存在于注释之中。这三种诠释类型在《史记》、《汉书》和《毛诗》中并非平均分布，而是有消长变化的：《史记》补充、解释历史事件的诠释类型显，“断章取义”的诠释类型隐；而《汉书》“断章取义”的诠释类型显，补充、解释历史事件的诠释类型隐；名物训诂的诠释类型则一直大量存在。我们带入西方诠释学传统中独断型诠释学与探究型诠释学这两个概念对这三种诠释类型进行汇通性观照就会发现：“断章取义”的诠释类型应隶属于独断型诠释学，而补充、解释历史事件的诠释类型和名物训诂的诠释类型则隶属于探究型诠释学，这两种诠释学在《史记》与《汉书》中有消长有延续，最终在《毛诗》中达到融合。　　 本篇论文分为导论和四章，导论部分简略梳理了诠释学的存在论转向和中国学界对诠释学的接受与经学诠释学的建立，旨在论述本论文选题的前沿性与自恰性。第一章首先从诠释学理论角度论述了经、史关系，并总结了现代西方古典文献整理理论的转向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七分、四部说，阐述了以《史记》、《汉书》、《毛诗》为论文文本线索的内在合理性。　　 第二章首先论述了汉初经学的历史境遇，说明了司马迁的《诗》学渊源并整理了《史记》中“断章取义”的诠释类型；补充、解释历史事件的诠释类型与名物训诂的诠释类型，总结了《史记》用《诗》主要侧重于探究型诠释学。最后一节首先论述了齐学、鲁学与经今文学、经古文学的渊源与关联，然后从齐学驳杂重阐发，鲁学谨纯更接近《诗》本义的角度阐明了《史记》用《诗》更侧重于探究型诠释学。　　 第三章首先叙述了东汉初年经学的历史境遇，阐明了班固的《诗》学取向当是学无常师，兼采多家。第二节论述了《汉书》用《诗》独断型诠释学的主要倾向，并以《地理志》和《五行志》为例，分别说明了探究型诠释学和独断型诠释学在《汉书》中的体现。　　 第四章首先讨论了东汉末年经学的历史境遇与郑玄的《诗》学立场；其次讨论了中国经学“疏不驳注”的传统，从而显示出探究型诠释学和独断型诠释在《毛诗》融合的大趋势是符合于“疏不驳注”的经学诠释学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