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梁实秋的出现是与“人性论”及“人性”批评的创作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相比，其文学人生的独特之处，即在于他对“人性论”的极力维护和赤诚坚守，甚至毕其一生，始终不渝。　　梁实秋皈依“人性论”的历程具有较为清晰的社会文化背景。孩提时代殷实富裕的家庭生活及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成为滋生温和与传统因子的温床。20世纪初叶的留学潮流又给他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影响。在美国，梁实秋遇到了欧文·白璧德教授，终于找到了“与中国传统思想颇多暗合之处”的新人文主义。　　梁实秋以“人性论”为支点的文艺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直接感受中西文化碰撞后的精神回归。人性、理性和道德构成了其文学批评话语的三维立体结构，究其实质，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理论翻版，是白璧德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新人文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一席之地。　　梁实秋的文学创作与其“人性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以《雅舍小品》为主的早期创作是对其“人性论”文学主张的成功实践。《雅舍小品》以“人性”批评为题旨，既有“理”的透析，又有“趣”的兴味，风格独特，别树一帜，初步奠定了梁实秋散文大家的地位。但梁实秋的散文创作风格并非静止不变的。去台以后，其创作意趣的追求有了较大的转变。随着艺术人生观的确立和无以排解的乡思之情日益浓郁，其后期创作呈现出由“理”向“情”的演化。梁实秋把自己对故国家园的思念，融嵌于他对人、对事、对物以及美食的回忆和描画之中，使其后期创作包孕了更多的情感和文化内涵，变得更为淳厚而富有韵味。　　在文体方面，梁实秋小品散文受英国随笔——essay的影响，又采用传统的艺术思维形式，体现了中国化essay的典型性。在具体表征上，梁实秋散文凸现了散文“简单”之美。一方面追求清通自然，另一方面又通过幽默和机智的因素以及对“高超文调”的追求，使其散文文体“简单”而不枯瘦，自然平淡中又包孕着典雅丰腴之美。　　梁实秋的意义和价值是历来被文学史家们所忽略的一个方面。因为与鲁迅和左翼作家的论战，梁实秋成为了一个遭受历史贬斥和疏远的对象。但本文认为，梁实秋是除王实味之外，能够标示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由学术话语向政治话语转变的另一个典型人物，其独特的文学人生具有值得后人深思和反省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