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社会现实和政治紧紧缠绕在一起。一方面文学同中国现代社会有着无法彻底割离的联系。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五四以后,新文学所肩负在思想领域启发民智、救亡图存等使命关系到国家、民族走向的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文学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模仿苏俄文学的路子,其后伴随越来越重的功利意识服务于现实政治,作家创作自主性受到极大的压抑,小说文体本身的丰富性被有意地窄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仍旧没能彻底摆脱僵化的文学创作模式,作家有意无意地寻求突破却“言不尽意”,但其中依旧闪现小说文体变革的因子。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在被迫挨打的背景下,中国文化失去自信心,一直被笼罩在向西方学习的阴影之下。无论是五四时期对西方文学的大量译介,还是人生派、象征派、新月派的文学创作,都呈现出所谓文学的现代性转向。特别是80年代,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诉求,再一次把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先锋的文学实验和先锋派文学话语,把80年代的文坛变成西方现代文学的实验场。但是文学的现代性始终是无法割裂传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一定是中国文化基因的现代性,是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现代性。鲁迅、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等作家踏出现代抒情小说的创作之路。及至80年代,汪曾祺、何立伟、史铁生等作家的创作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继承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抒情要素,也为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建立和当代文学的融合式发展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在中国走向世界这一语境下,马原、王蒙、残雪等作家大量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经验,特别是注重对文学外在形式的探索,在80年代形成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冲击。但是文学绝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到80年代后期的先锋昙花一现,很快就衰落,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离开与中国本土文化要素的融合,西方的文化是没有根基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特意强调“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在当下语境对80年代抒情小说进行研究,大而言之,将文学作为文化的要素来说,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对于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建构和文化自信的建立、以及中国文化走向“一带一路”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小而言之,对于80年代抒情小说的研究不仅有益于丰富当代小说创作的健康发展、更有益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当代文学史研究、当代文学经典评价以及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本文第一部分主要从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80年代抒情小说发展状况两个维度对抒情传统与80年代抒情小说进行分析。中国抒情文学传统发源于《诗经》、《楚辞》,深刻影响各个不同的文学体裁。现代抒情小说由鲁迅开源,并在郁达夫、沈从文、萧红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踏出一条清晰的路径。80年代抒情小说经历发轫期、自觉期两个阶段,贾平凹、史铁生、铁凝等作家纷纷投身其创作,通过立足本民族文学资源的方式探索出突破僵化小说创作模式的有效途径。其中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何立伟的诗化小说在文体上表现突出,林斤澜的“怪味小说”风味独特。第二部分对80年代抒情小说的话语特征进行分析。80年代抒情小说对文化的关注和书写表明文学审美的求异性和对个人主体性的追寻。在“走向世界”的热潮下,中国文学需要在保有民族性的同时融合各国优秀文学要素,80年代抒情小说注重表现民族性,用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书写本国故事。在文坛上刮起学习西方现代小说进行文体实验的热风之时,它能够在灵活化用外国小说创作技巧的同时,着眼于本民族抒情文学传统,使用传承已久的技巧和经验进行文体探索。“抒情”是中国文学的面向之一,80年代抒情小说表现人道主义、张扬人权话语,积极进行“话语突围”。第三部分研究80年代抒情小说的艺术特征。80年代抒情小说作家分外重视语言的精心雕琢,在作品中所使用的是描述性、音乐性的诗化语言。他们常使用文白杂糅的句式和对仗、通感等修辞手法,还引用方言展现原滋原味的地域文化,带给读者意味无穷的哲思。统一、完整的意象、意境、氛围的营造使得80年代抒情小说具有古典美。淡化的情节、人物性格和时代背景是它对特殊时期小说创作模式的有力反拨。80年代抒情小说还运用诗性思维建构文本,以自觉的文化意识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描绘和挖掘。第四部分分析80年代抒情小说的价值并对其进行反思。80年代抒情小说继承中国抒情文学传统,使得中国抒情文学脉络得以接续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发展的宝贵经验在80年代抒情小说创作中得以借鉴和发扬,使得抒情小说呈现明显的源流。对地方风土民情的悉心描绘令中国色彩斑斓的地域文化在小说中得以生动地展现和保存。但80年代抒情小说亦存在陷入趣味迷宫、语言晦涩造成阅读障碍等不足之处,需要研究者和读者去辩证地看待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