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6世纪,印度锡克教就以其积极入世地“立人”的精神打破了印度教种姓制度的传统,在与贾特种姓等族群结合为一体以后,它以开明的品行塑造了社会底层种姓族群在封建王朝压迫下,为社会平等和信仰自由斗争而形成一个尚武宗教民族的永恒个性。对这样一个宗教民族的社会转型研究能够深刻反映当代锡克人问题复杂性的信仰结构动因,在一定程度上为宗教少数民族自治提供历史启示。我对此尝试作“宗教民族主义结构对锡克民族在社会转型中结构性博奕的影响及转型代价”的个案研究。根据对锡克民族史的学习和掌握,过程中采用了“局势、结构博奕、四重奏转型、时序反差、五位复体信仰结构、信仰结构的加载、历史元认知等”1这样一些独创的观点和见解,作为结论反映了:“锡克民族在社会转型中不断加载形成的450年信仰结构,使其在与其它族群的博奕抉择中循环往复地付出了惨重代价,也制约了其‘卡利斯坦’的构建”。2论文共分七个部分:导论第一章阐述“锡克民族的形成是社会大转型与本民族信仰结构矛盾冲突的结果”。17世纪中晚期大量贾特农民和其它底层种姓的加入,又在莫卧儿王朝的宗教压迫下,锡克教开始从16世纪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信仰转型为底层种姓族群的信仰、从和平主义的社会团体转变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尚武”的宗教民族。第二章着重解析锡克民族350年(1499～1849)信仰结构的内涵、形成、构成及特点。锡克教后起但较开明的特性,决定了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它发展壮大本身就是与其它族群进行长期结构性博奕并作出有利于本民族的抉择过程。在16到19世纪的300多年里,印度社会出现了“帝国中央权威衰败化、社会边缘化或殖民地化、人民大众革命化、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现代化”四重奏转型,锡克民族的主体构建在这个过程中从宗教社会实体发展到独立国家的高度而形成自己特定的信仰结构,这一结构在根本性质上是属于带有宗教神权秉性、追求信仰自由和种姓或阶级平等的近代锡克教民族主义的结构。第三章探讨从1849年到20世纪20年代的70多年里,以政党政治和宗教自主权为表征的现代锡克教民族主义的转型及其五位复体信仰结构的形成、锡克民族的发展受到掣肘的人口因素等。印度社会在旁遮普被兼并后逐渐结束殖民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转入了“社会完全的殖民地化、经济不平衡发展、人民大众革命化”的转型时期,包括锡克族在内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推动了各自的宗教文化复兴,进而促使具有教派特性的现代政党政治的发育成熟,锡克民族则在主体重建过程中产生了现代锡克教民族主义,但其身份重建也使身份脆化、少数民族地位凸显和发展受到掣肘。转型最终形成了五位复体民族主义的信仰结构,这种结构与现实因素如参军、移民和该民族在国内散居的特点使它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方面缺乏人口基础与集中的地域安排。第四章重点阐述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最后20多年中,锡克民族不断加载的信仰结构,后发的社会转型、受到掣肘的少数民族地位使其在迅速激变的局势性博奕中被动地作出抉择,从而未能建立“卡利斯坦”,而选择了语言邦自治道路。在印巴分治时,在英印关系形势的迅激变换中、在与国大党、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局势博奕中,锡克人最后不得不选择了留在印度联邦内。印巴分治后,锡克人最终理性地提出了语言-文化民族主义性质的语言邦自治诉求,但是,国大党的对锡克政策具有不稳定性,这就加载了后来影响锡克人问题复杂性的历史构成。第五章对“锡克民族的社会转型及代价”作总结性的论述,以此揭示锡克民族问题的信仰结构根源。当宗教整合社会族群,与之结合为一体形成宗教民族以后,其社会转型也就存在代价的付出,自16世纪以来,锡克民族在印度社会时序反差的转型中,产生一系列循环不息的惨剧与复仇的代价,这种代价反映了在印度社会阶段性与总进程之间的局势、结构博奕,一个宗教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难以避免的价值负出,这种价值付出不断加载了它的信仰结构(顽强不息的斗争精神与受到掣肘的宗教少数民族地位二重性)特性构成。当得不到合理相衬的自治权益时,这种构成就成了锡克人问题复杂性的历史根源。第六部分总结锡克民族社会转型总进程的意义和影响,客观地用“各文化结构传统之间加载的‘总载量’差别”来说明锡克民族的代价付出与博奕抉择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