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①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功能的状况进行调查；②通过成组病例-对照研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及正常人群的家庭功能进行对比,探索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功能的特点；③运用统计学方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功能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为对患者进行家庭治疗和护理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方法于2012年3月到9月间，选取宁夏宁安医院住院及门诊就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200例作为病例组，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体检科选取与其家庭来源、性别及年龄、同住家庭人口数相近的健康人群200例作为对照组。用自编一般人口学量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CV）、家庭亲密度及适应性量表（FACESⅡ-CV）、对两组的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由研究对象自行填写；由病例组对象的主管医生负责填写肇事肇祸评定量表和精神分裂症分型量表。采用SPSS16.0软件对整理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两样本比较选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样本构成比的比较选择卡方检验，分析一个应变量和多个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选择多元线性回归；采用软件的一般线性模型，以组别（1研究组，2对照组）、父亲文化程度（1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5中专及以上）、母亲文化程度（1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5中专及以上）为3个不同因素，选择三因素析因三向分类方差分析方法（2×5×5）分别对患者组FAD、FACESⅡ-CV中的变量进行分析。结果现状调查结果：①不同分类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功能的调查结果：居住在城市的患者家庭在角色、情感介入、总的功能得分显著低于居住在农村的患者家庭（P<0.05）；职业为干部的患者家庭情感反应、情感介入、总的功能得分显著低于职业为工人、农民、无业患者的家庭（P<0.05）；收入高的患者家庭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因子得分低于收入低的家庭（P<0.05）；参与家庭决策为主导型及指导合作型的患者家庭，角色、情感反应、总的功能因子得分明显低于被动参与型与消极对抗型，且指导合作型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得分最高（P<0.05）；曾受到虐待的患者家庭沟通、情感反应、情感介入、总的功能得分显著高于没有该经历的患者家庭，亲密度得分则低（P<0.05）；②不同分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功能之间无差别（P>0.05）；③不同肇事肇祸分级的患者，分级越高，情感反应因子得分越高（P<0.05）。研究组与对照组家庭功能比较结果：研究组与对照组家庭功能变量比较，除适应性因子外，其余的均存在差异（P<0.05）；研究组“极端型”、“中间型”家庭比例高于对照组，且“平衡型”家庭比例低于对照组（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沟通、情感反应、角色、亲密度是家庭总的功能的保护性因素，患者父母精神疾病史是家庭总的功能的危险性因素（P<0.05）；适应性、沟通、年龄、总的功能是家庭亲密度的保护性因素（P<0.05）；患者参与家庭决策的模式和亲密度是适应性的保护性因素，肇事肇祸行为则是危险性因素（P<0.05）。析因分析结果：①研究组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总的功能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②母亲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家庭，情感反应得分最高；父亲文化程度为高中、中专以上的家庭，行为控制得分最低（P＜0.05）。③研究组父亲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家庭，沟通及行为控制因子得分最高；对照组组父亲文化程度为中专及以上的家庭，两者得分最低（P＜0.05）。研究组母亲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家庭，情感反应得分最高；对照组母亲文化程度为中专及以上的家庭，情感反应得分最低（P＜0.05）。④组别主效应、父母文化程度主效应、组别与父母文化程度的交互作用对沟通作用的大小次序为组别(η2=0.191)>组别*父亲文化程度(η2=0.041)；对情感反应作用的大小次序为组别(η2=0.334)>组别*母亲文化程度(η2=0.036)>母亲文化程度(η2=0.034)；对行为控制作用的大小次序为组别（η2=0.495）>父亲文化程度（η2=0.050）>组别*父亲文化程度（η2=0.040）。结论①居住在城市、职业为干部、家庭月收入高、没有受到父母虐待、参与家庭决策模式为主导型及指导合作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功能较好。②不同分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功能无差别，患者肇事肇祸行为分级越高，情感反应功能越差。③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功能比正常人群家庭功能差，且“极端型”、“中间型”家庭比例比高，“平衡型”家庭比例低。④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的沟通、情感反应、角色、亲密度、适应性、患者参与家庭决策的模式是家庭功能的保护性因素，患者父母的精神疾病史及患者的肇事肇祸行为是家庭功能的危险性因素。⑤患者母亲文化程度对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反应有影响，父亲的文化程度对行为控制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