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独大型政党体制的转型是当代世界政治发展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本文主要聚焦于对这些国家体制转型的动因、路径及其差异性的分析，以实现对政党体制转型的发生过程和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并把握不同政治条件对转型路径的影响，为其他国家的体制转型提供参考。为便于研究的顺利开展，笔者选取了印度、墨西哥、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五国作为案例国家，在宏观分析中融入具体国家的政治经济背景和转型过程进行探讨。　　关于转型动因的考察，发展中国家独大型政党体制的转型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有着密切关系，主要表现为国际上民主化的压力和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经济发展下的社会结构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推动了民众参与意识的觉醒和社会中政治参与的扩张。突发的经济危机，削弱了独大型政党体制赖以生存的政绩合法性，合法性危机随之凸显。借助政治参与的高涨和有效的政治动员，反对党力量有所提升，对独大党构成的挑战愈加明显。从独大党自身层面看，党内盛行的特权与腐败侵蚀了政党吸纳整合民众利益的基本功能，丧失了民众的支持与信任，派系斗争引发的组织分裂则大大弱化了独大党的动员能力和竞争优势。尽管一些国家能够保持良好的政治廉洁和组织团结，不过独大型政党体制所面临的转型压力仍越来越大。　　发展中国家独大型政党体制的转型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下推动的，转型前多伴有主动或渐进变革，新的政党体制的确立相对平稳。其路径可概括为“主动/渐进变革一平稳过渡”，以印度、墨西哥为代表。二是突发经济危机背景下急剧恶化的国内政治环境推动的，转型多在威权政体倒台后展开，激进变革下的政治社会动荡较为明显，稳定的多党体制的建立需要较长时间。其路径可概括为“被动/激进变革一动荡过渡”，以印尼为代表。三是转型仍在既有的政党体制内部进行，不过反对党的挑战愈加明显。其路径可概括为“政党体制的多元化趋势”，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代表。　　转型路差异性主要是由于转型时期不同政治条件所造成的，主要包括政治精英的选择、政党体制的适应性和政治文化因素三个方面。政治精英对待改革，特别是对待反对党的态度和策略选择是导致“渐进平稳过渡”和“激进动荡过渡”的主要因素。政党体制较高水平的适应性使得一些国家的政党体制转型发展缓慢，反之，那些相对僵化的、无法有效吸纳新兴政治势力参与的体制只能以范式转型适应新的变化。一国社会中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孕育程度会影响到政党体制转型的进度，政治文化中理性与宽容因素的存在则是一国政党体制以渐进平稳方式转型的重要条件。　　发展中国家独大型政党体制的转型完成后，这些国家往往都建立了竞争更加充分的多党体制。尽管一些国家政党体制的转型较为缓慢，不过在社会经济变革和政治力量变迁的综合作用下，其政党体制的转型会逐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