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在乡村强力推行，同时是通过思想整合和社会动员极力维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正是由于公社制度属于政治嵌入的结果，所以引起了乡村传统对政治的一系列调整与适应。国家也在面对制度危机的进程中，不断地整顿公社制度，以期达到与农民关系的和谐。在这个过程中，党的群众动员、社会控制、权力实践和农民的心理适应、生存意志与应对是共和国史中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本文对洪湖县1958年到1984年间人民公社制度在乡村的实践作了一种历时性的分析。全文由绪论、结语和四章正文构成。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并对论文资料来源和洪湖县情作了说明。 第一章探讨了土地改革后引起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大公社制度在洪湖的实践。洪湖建县于1951年，经过土改，乡村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得以生成。1956年开始，洪湖的农村逐渐进入跃进状态。洪湖的“大跃进”的地方特点是与河网化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水利兴修对洪湖人民是利在千秋的大好事，这可以说是“大跃进”的一大功绩，但是被动式的动员也给农民带来了痛苦。洪湖不是公社制度的发源地，但在运动的驱使下，农村迅速卷入公社制度中。在政治压力下，造成了基层干部的不良行为，还有粮食危机，这为国家日后阶级斗争的治理提供了理由。洪湖县的饥荒更是一种制度性饥荒，面对大饥荒，国家与基层对灾难的治理作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第二章分析了公社制度如何细致入微地在乡村确立的过程，国家动员农民积极参加生产的策略。公社制度一定程度上使得乡村传统与公社制度融合起来，调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国家为了使农民长期持久地保持积极性，消弭个人劳动与报酬之间出现脱节带来的消极影响，196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动员措施促进农业生产。但是小农个人致富发家的要求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基层社会出现了“迷失”阶级立场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因此国家重操阶级斗争治理，纠正乡村自主发展的倾向。乡村在外来的工作队的发动下逐渐进入到运动状态。“社教”与“四清”运动拨正了乡村发展的方向，但也扼杀了乡村发展的活力。农民在工作队操演的各种运动策略下被整合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中，国家权威得以塑造。同时国家树立起乡村发展的样板即“农业学大寨”。 本文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人民公社时期政治权力在地方社会实践的逻辑。它以国家、地方社会与基层百姓各方利益主体为线索，具体分析了在人民公社制度的背景下洪湖乡村的运动与生产，借以展示普通民众在集体化时代的多维生存图景。 带着对现实关怀的问题意识和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调查的方法，笔者花费半年时间查阅了大量乡镇机关保存的人民公社时期的档案。有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和必要的访谈，笔者展开了论文的写作。全文梳理了从1949年政治嵌入到洪湖的乡村后，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场景。随着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的推进，中国社会的实践进入运动与生产互动的逻辑。1958年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遭致惨痛的失败，基层社会积极应对饥荒。国家努力改善公社制度，以期达到与农民关系的和谐。1962年建立起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小农习惯与公社制度之间的矛盾。为了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人民公社实行了一套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同时通过开展劳动竞赛和树立劳动典型的策略来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集体生产，因此农民劳动积极性得以调动，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但是在生产发展的同时，小农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与基层干部的“阶级立场”问题与国家建构新社会的目标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为了纠正乡村发展的“不正确方向”，国家延续了自1950年代以来的阶级斗争治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期教育农民和干部，树立社会主义方向。1960年代的“四清”运动中，国家意志的代表“社教”工作队员将农民与基层干部至少从表面上整合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中，树立起国家的权威与对集体的认同。为了巩固农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国家树立起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样板——大寨。生存意志促使农民积极应对国家权力，采取各种反制度的行为，小农自发求富的欲望终究难以被政治运动彻底洗礼。在高层权力退缩后，农村很快回到家庭经营的小农状态，人民公社制度通过阶级斗争治理达到维持乡村秩序的目标终于因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遭到失败。防治血吸虫病作为政府的一项公共事业，在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虽然具有了浓厚的政治含义，但是毕竟集体制度提高了人们抵御自然灾害和疾病的能力。 讲述人民公社制度在洪湖乡村的实践并不是笔者的全部目的。对洪湖地方社会构建的学术目的是从一种叙事分析的角度，对事件情景中的权力表达、国家与地方社会等关系的描述，展示事件背后的日常行为逻辑，这对于当下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