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认为,在轴心期时代即公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间出现了人类精神的觉醒,人意识到了人本身,开始了对人自身的反思。孔子就处在中国轴心时代的开端,精神觉醒在孔子哲学中有充分的表现。本文以《论语·阳货》中孔子与其弟子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争论展开论述,通过对春秋时期礼的变迁、礼仪之分和礼之本的探讨透视出其中的精神觉醒。从西周到春秋,随着宗法关系的变化和礼崩乐坏现象的出现,礼在西周维护社会等级、纲纪天下的作用消失,引起了春秋时期人们关于“礼仪之分”的争辩和对“礼之本”的思考。孔子之前,关于礼之本一般是从天道方面进行思考,宰我提出丧期一年的根据亦是体现在这方面。而孔子将礼之本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之上,把关注的重点从外部世界转向了生命内部,从“心安”的角度出发来衡量礼的标准,将礼与人自身的生命相结合,这恰是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自觉的一种体现。个体的生命价值与意义是从由祖先祭祀建立和维系的上为祖宗下为子孙的世代传承中间获得确认的,而对父母之孝则是对这一意义的最直接确证,这是“心安”的落脚点,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这种自觉,作为孔子留给后世中国人最为厚重的文化遗产,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人文精神构造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乃至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性格当中世代相传,成为一代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