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问题，从人类诞生之日就产生了，与人类一样古老。最初，人类对死亡的思考是以原始宗教适动、原始宗教神话、原始宗教艺术和原始宗教祭祀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人类对死亡的思考愈加宽广深厚，死亡成了生物学、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许多具体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死亡问题夏是盛为了众多研究领域里的热点问题。哲学和宗教所探讨的死亡问题当然有别于其他以死亡为研究对象的具体科学。它虽然也以死亡为研究对象，虽然也关注与死亡紧密联系的种种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但更重要的在于对死亡“形而上”的思考。比如死亡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人生的有限性和无限性或者说是死亡的不朽等等。　　就中国的传统来说，中国人喜欢谈生，关注现世，回避谈死。反映在语言文化上的特征就是，“死”是人们忌讳的词。然而词汇上可以回避死，人生却不能回避。这也是中国的哲人所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作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之久的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春秋末年动乱的年代让他产生出深深的社会责任感，也让他深刻关注人的死亡问题。他的死亡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未知生，焉知死。孔子重视今生，未知生，焉知死的意思是死亡的意义在于只有知道了生的价值才能知道死的意义。其二，死生有命。在孔子这里，虽然“天命”是一种异己的客观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主观愿望所不能决定的,但孔子仍然强调要“知命”，因为只有知道了“命”是怎样一回蔓，即认识到人的能力的界限，才能不计较现实生活中的成败、得失。“知命”是为了“安命”，最终形成一种“乐天知命”的达观。其三，仁者不忧。在行仁的过程中，人们将不知老之所至，死亡已经逃离人们的视野。杀身成仁，守死善道，生命就超越死亡达到了不朽。其四，哀死重死。孔子的丧礼是建立在仁礼统一的基础上的，所以对丧礼社会意义的重视大于丧礼形式本身。儒家与墨家和道家都是轴心时代最重要的先秦诸子百家，他们的死亡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儒家死中见礼;墨家死中见利;道家死中见道。儒家尊鬼神，敬鬼神而远之;墨家重鬼神，敬鬼神以致福，借鬼神行赏罚;道家无鬼神，鬼神亦自然，其鬼不神。尽管同为炎黄文化的组成部分，儒、道、墨的命运却并不相同，历史选择最终占据核心地位是孔子的死亡观。孔子的死亡观具有积极入世与自觉殉道的特征，生时积极有所作为，面对死亡威胁时，重视气节胜过生命，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他的慎终追远，重视祭祀，影响着中国人对“孝”的认识和实践。客观全面地分析其死亡观，对于认识当代社会的安乐死问题和重建信仰体系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方面看，虽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基本精神与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是背道而驰的，虽然它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曾经发挥了、而且目前还在发挥着种种束缚阻碍的消极作用，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上述严重负面效应，并不意味着孔子的全部思想在现代背景下就只能是不可避免地最终消亡，也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对孔子思想传统采取那种彻底抛弃、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不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确是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不得不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然而，它依然拥有强大持久的生命力，足以使它经过创造性地转化，变成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可以汲取的积极文化资源，甚至还能对全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