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把抗战戏剧理论与批评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的研究对象,从整体上分析其内在特征,这在抗战戏剧理论的研究中,具有一定的突破性。论文在廓清现实主义的三个核心理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与批判了抗战时期戏剧理论批评中所存在的左倾倾向。特别是抗战中后期,解放区通过整风运动所形成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批判模式在戏剧理论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种左倾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⑴不承认人本价值,无视“真人”形象是作品是否具有感染力的关键,所创造出的只能是概念化的、符号化的非人形象,失去了鲜活的艺术生命力。⑵强调作品的现实针对性而无视其生活真实性,这必然会失去五四文学中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走向“瞒”和“骗”的文学。⑶拒绝承认外来文化的先进性,表现出封闭保守的狭隘的民族心态。　　 这种左倾思潮在否认真人的价值时,首先是否定人类情感生活的重要内容----爱,否定人之为人的灵魂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机械、抽象、静止不变的阶级性,来概括灵动的、具象的、灵活多变的人性；在作品描写中依照阶级分析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否定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工农兵才应是作品所要描写的主体人物。以机械的阶级性来理解人,必然会强调人物形象的阶级特征,而抹煞其人性特征。在这样的对人物的理解中,必然会设置出许多描写的禁区和创作的模式,这样创作出的,只能是“非人”的形象:而许多富有人性内容的描写和“真人”形象,因不符合阶级特征而受到批判。至抗战后期,“革命现实主义”批评理论中的左倾倾向更为严重,渗透于抗战戏剧理论与批评之中,形成对一些著名的戏剧作品的不公平的批评事件,如对曹禺作品人物的批评、对《芳草天涯》的批评、对《野玫瑰》的批评,以及延安对“演大戏”的批判等。这些批评不仅没有真实而公正地评价其中那些优秀的戏剧作品在思想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开启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的流毒极深的批评模式。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极左的批评倾向,在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史的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与批判,以启蒙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念也没有得到更为公正的评价。特别是在目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五四启蒙精神以另一种形式被解构时,认真反思这段历史,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些理论倾向,同时更为清楚地认识到,现实主义的深化是个相当曲折而复杂的过程；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从而高扬启蒙精神的大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相信,重新观照这段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这是百年中国话剧留给我们的值得认真思索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