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同志,是我党老一辈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闻名中外的军事家,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是优秀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然而,在1958年开展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他被指责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被迫走下领导岗位。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这场以反对刘伯承为代表的所谓的教条主义运动是我军建军史上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它给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冲击。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对这一风波的起因、经过、后果和经验教训给予认真的总结。本文将分五个部分对刘伯承军队现代化受挫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详细的阐述。第一部分我党提出军队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建国初期,党的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要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打造一支符合现代化作战需要、能够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的人民军队,这与当时我党我军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有着重要关系。当时的国际环境是,二战使我党深刻认识到我们必须对传统的建军观念和方式做以调整,加之我们和美国的敌对关系愈演愈烈,和苏联也从友好逐渐走向破裂。而国内情况也不容乐观,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不仅要实现政权的巩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还要帮助朝鲜对美作战,稳定周边环境。第二部分刘伯承军队现代化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军事院校的实践本章节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刘伯承军队现代化思想的形成过程;第二部分分析南京军事学院的军事现代化教育实践与新中国军队现代化。刘伯承军队现代化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青年时期留学苏联的经历、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实践与办校实践是密不可分的,正是有了前期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所以,学院建设很快便初具规模。刘伯承在军事学院施行的一系列充满军事现代化理念的教学实践对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第三部分刘伯承军队现代化思想受挫该部分重点介绍刘伯承军队现代化思想受挫的具体过程,以及该事件的最终结果和所造成的影响。当时就学院是否存在教条主义问题主要存在两种观点,随后,张宗逊、彭德怀等人先后到学院开展调查,然而就学院是否存在教条主义始终未有定夺。随着毛泽东和林彪等人的介入,军队的反教条主义正式开始。直到1987年,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的错误性才得以纠正。这场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军起步不久的现代化建设,而且由此开始了被误解的反教条主义的先河,对军队建设,甚至整个国家生活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第四部分刘伯承军队现代化思想受挫的原因分析本文认为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党内存在着经验主义倾向。前期的胜利使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这对军队的发展本身大有裨益,然而我们却停留在对自己经验的自我欣赏上,忽略了将我军的军事经验和现代战争的方法与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二是,党的领导人及部分党员对划清学习外国先进经验与教条主义的界限的认识存在偏颇。由于时局的影响以及自身认识的局限性,我们往往容易把学习外国经验的正确做法看作是教条主义,固步自封、自我封锁;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的曲折性。实现建国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我党我军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和任务,因此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一个摸索的过程。第五部分刘伯承军队现代化受挫的经验教训通过研究刘伯承军队现代化思想受挫这一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点经验教训:首先,必须正确把握“中国道路”的科学含义;只有搞清楚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道路,才能正确理解走自己的路,才能确保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第二,应科学把握向他人学习与教条主义之间的界限;在探索有中国特色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学习与借鉴别人的各种有益经验,使这些有益经验都能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三,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同时要注重发扬党内民主;今天,我们的党已经成长为长期执政的党,必须在不断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的同时发扬党内民主,确保我们的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第四,在军队建设过程中,应该将军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机结合起来,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