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中国目前所处的现实时代背景,借鉴了国内外多名学者对贸易结构相关问题做出的分析研究,沿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结构演变发展脉络,从贸易商品结构、贸易形式结构、贸易主体结构、贸易区域结构四个方面做出了归类分析,最终得出中国转型期贸易结构存在问题：贸易商品结构发展中的产业失衡；贸易方式结构发展中的利益失衡；贸易主体结构发展中的内外失衡；贸易区域结构发展中的市场失衡。笔者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目前的贸易结构现状及问题做出了相应分析。首先,通过局部均衡条件和一般均衡条件下的静态经济效应分析得出结论：减少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对我国整体福利并不会发生明显影响,只是发生了福利转移而非福利损失,而且这种转移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在提高我国居民整体福利水平的同时还可以对目前的严重通胀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与静态效应相比,动态效应强调的是进出口国的厂商在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下,由于政府政策导向等变化继而发生的相应策略调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影响。调整我国现行的贸易结构可能会带来要素推动效应、政策示范效应以及外部性效应,整体说来利大于弊。政治层面主要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阐述我国转型期贸易结构调整后带来的政治收益变化。国内方面主要关注政府在调整时需要面临的压力、企业在调整后既得利益的变化以及大众的接受支持程度。贸易结构调整之后的中国政府,在短期内将会面临的贸易出口额降低、外汇收入减少的情况均在我国政府承受范围之内,但由此可能引发的失业问题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这才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贸易结构调整中遭受利益损失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由于其无关国家经济安全,又得不到行会的有效组织,其对政府能够施加的政治影响非常有限。贸易结构调整长期看来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无论是消费者福利水平的提高还是各地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都是能够令社会大众欢欣鼓舞的。在国际方面,笔者探讨了调整后对我国商品国际竞争力、主要贸易伙伴关系及世界市场运行的影响。贸易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是提升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提升我国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以及经济强国地位。而各国经济联系的普遍性使得我国贸易结构的调整一定会对我国各个贸易伙伴、外资引进国以及世界市场中的其他国家带来相应影响。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可以降低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顺差额,减少贸易摩擦威胁,还可通过国际贸易地区的均衡化政策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而我国对外资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调整可能会引起投资国的关注和不满,继而造成的外资流出或资本转移甚至贸易报复,需要政府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渠道妥善处理。对整个世界市场来说,多年来,中国一直担负着“世界工厂”的角色,利用自己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消耗为代价,在全球产业链底端辛苦劳作。金融危机让我们认清了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使我们看到了调整的可能性和方向性,目前,正是我国调整贸易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好时机,也是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必要历程。最后,根据以上问题和分析结果给出政策建议,力求达到整体经济福利和政治收益的最大化。文章创新之处在于选取了中国目前所处的转型时期为研究背景,结合经济分析和政治分析,探讨国内国外两个联动市场的共同收益变化,丰富了国内研究同类问题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但由于笔者研究水平以及研究时间的限制,文章中对贸易结构存在问题的分析并不全面,只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问题加以说明。政治分析部分由于可借鉴的资料较少,多是来自于笔者本人的研究结论,如有错误遗漏之处还请多加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