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九)》第二百八十七条第一款中增设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大大提前了网络犯罪的处罚节点。在2019年11月本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的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研究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尚存争议的问题,以期本罪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合理适用。本文第一部分通过收集样本案例的方式分析了本罪的司法实践现状。梳理出本罪目前存在的处罚边界过于宽泛,与相关犯罪适用界限不明的问题。指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是基于预防为中心的刑法目的理论、网络犯罪对传统刑法的冲击以及“打早打小”刑事政策的背景设立的,并进一步梳理了本罪的立法沿革。本文第二部分在刑法介入早期化视野下对本罪法益进行了界定。首先厘清了刑法介入早期化的概念,对其风险刑法理论的背景予以肯定。其次认定本罪属于刑法介入早期化下的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且认为该立法模式存在法益概念模糊、行为类型化欠缺、处罚范围过广的问题。最后基于预备行为实行化理论,将本罪的法益界定为国家对信息网络安全的管理秩序。本文第三部分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处罚边界过宽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出现该问题的原因是司法实践中对“违法犯罪”及“情节严重”的解释存在偏差。通过对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解读,本文指出了相关司法解释中“违法犯罪”、“情节严重”规定的不足之处。认为“违法犯罪”应当仅包含刑事犯罪,“情节严重”的“兜底+列举式”规定应当进一步完善。另外,本文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中的部分具体构成要件要素范围做出了限定。本文第四部分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罪名选择分歧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一针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行为罪数形态的界定疑难问题,提出了本罪与他罪存在竞合时及本罪行为后又实施关联犯罪行为时罪名界定的方式。其二本文在共犯语境下,分析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行为的定性困境,并对共犯语境下两种不同的罪名定性方式进行了合理性分析,认为在实践中应当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对共犯语境下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行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