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川文集》以分体为主,分卷辅之。每种文体内部根据体裁或内容划分为几个部分。具体每部分中篇目排列大致有两种依据:若篇目涉及对象有身份尊卑、亲疏远近之别,依据官职由高到低,关系由亲而疏进行排列;篇目涉及对象不存在身份差异,则据行踪归类或依时间先后进行排列。　　 尽管《文集》每种文体内部都存在一定的顺序,但相当一部分文体开头几篇文章都不易纳入其内部次序当中。恰恰是这些难以入次的篇目,或是当时名满天下,或是杜牧献于沈传师之文,或是为裴延翰《文集序》所盛推。其余少数内部顺序一致的文体卷首文章,从篇幅或涉及对象来看大都颇具分量。上述两类文章声誉非常,置于卷首而不与同体诸文等埒,当出自编者有意安排。它们有可能是焚余稿件,经过梳理,共六十三篇。　　 拟测的焚余篇目当中颇多以散体形式说理明道、切于事功的杂文,与晚唐追求声韵、对仗的“时文”相异。杜牧这一文学趣味与古文运动有关。他的文章大多体现出“尊王攘夷”与“尊儒排佛”思想,与韩愈一脉相承。他主张文章写作“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熏班马香”,与韩愈、柳宗元柳取法相近。从文学思想方面来看，杜牧确为韩柳之后古文后劲。　　 《樊川文集》属唐人编唐集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例子,今日所见《文集》应与当初裴编相差无几。裴延翰将《文集》离为二十卷,以分体为主要依据。现存出于唐人之手的唐集,有几部也大致是分体的。而将焚余文章排在各种文体前列,这一编次在唐集中可算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例子。　　 在探讨《樊川文集》编次过程中,需要对集中诗文创作时间地点有详细的了解。《文集》大部分篇目经前辈考证推敲、商榷辨正,系年已臻精确详明,个别诗篇略作辨补,已有系年情况依据《樊川文集》诗文顺序制表附于文后。